孫應鰲及其傳世著作考論
作者：張新平易近
來源：《孔學堂》（中英雙語）2021年第1期
摘要：孫應鰲乃有明一代年夜儒，亦是黔中王門主要人物。其門第由屯戍武職人員轉為處所文明世家，適可反應邊地社會國家軍事集團向處所士人群體轉型的整體特征。他早年多受姚江、江門兩派學者影響，思惟成熟則重要在提學關中時期。平生著作頗多，成績亦高，學統與政統合一，實為雙重實踐的產物。但其撰作清初即遭抽毀，散佚數量甚多，均有需要逐一爬梳史料，逐條詳加考證，不僅可見現存各本前后刊刻源流，亦有助于還原黔中王門發展之真實面孔。此中隆慶元年刻本《督學文集》與重印本《督學詩集》，久躲japan(日本)靜嘉堂，獲見者既少，援用者更稀，則有需要提醒其內容主旨，并從中清楚一代心學學者之心路跋涉歷程
關鍵詞：孫應鰲 心學思惟 黔中王門 現存撰作 個人別集
作者：張新平易近，貴州年夜學中國文明書院榮譽院長、傳授。
隆慶元年刻本《孫山甫督學文集》及重印本《孫山甫督學詩集》，原躲于japan(日本)靜嘉堂，乃明代有名理學家孫應鰲所撰，為國內流進東瀛而歷來少為人援用之佳本。兩書分之自可各成一編，合之則為一完全個人別集，即《天一閣書目》著錄之八卷本《孫山甫督學集》，所收均為孫氏督學關中時所撰詩文，刊版亦在其長期駐節及講學的正學書院。孫氏不僅“以儒術經世，為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即以詞章論，亦未有媲于師長教師者”[1]，甚至置于全國范圍內進行觀察，他也是值得研討的主要人物。今幸從japan(日本)訪回兩書，從頭影印發行[2]，以為亦學林值慶幸之一年夜盛事，遂詳考其生平事跡及相關傳世著作如下。
一、從武職人員到文明世家的轉型
孫應鰲（1527—1584），字山甫，號淮海，別號道吾，人稱淮海師長教師，謚文恭，貴州清平衛（今凱里市爐山鎮）人，先世籍貫為南直隸如皋（今江蘇省如皋市），明初占籍貴州清平衛。較孫氏稍晚的黔籍學者丘禾實嘗敘其門第淵源云：
先世祖曰華，以從龍功授神策衛千戶，籍鳳陽之如皋，淮海者，從如皋也。華以永樂中調清平，傳其子禮，禮傳欽。欽累官萬戶，有別子曰鐸，生翰，翰生重，更生衣，衣乃生師長教師。自衣以前三世，皆以孝廉起身至郡丞、守令。衣復以師長教師貴，封中憲年夜夫，而衣有弟曰裒。又師長教師舉進士，讀中秘書，為柱下史。《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若先世皆霰乎？[3]
類似的記載亦見黔中王門學者陳尚象（字心易，號見羲）為孫氏所撰的《墓志銘》：“一世祖華，永樂初以南京神策衛千戶調清平，家焉。華生禮，襲千戶，禮生欽包養妹，累官指揮僉事，次鐸。鐸而后曰瀚，曰重。咸以文學科第世其家。公父為云南府同知南明公衣。”[4]孫華調清平衛之時間，嘉靖《貴州通志》作“洪武十四年（1381）”，并云“二十九年（1396）功升副千戶，景泰元年（1450）四世孫欽升正千戶，景泰四年（1453）升指揮僉事”[5]，此說雖稍有歧異，仍可見其進黔鼻祖孫華，乃衛所軍屯武職人員，自華至禮凡二世，皆任千戶之職，至三世欽，則累官指揮僉事，仍然以軍功傳家。然次子鐸及其兩子瀚與重，則開始從軍功人員向處所士紳精英轉化，即所謂“咸以文學科第世其家”[6]，不僅孫應鰲的父親衣“舉鄉試《禮記》選首，典教犍為，以道義經術造士，士咸有成”，歸隱后更“筑舍之右為學易齋，躲圖書；筑舍之西隅為南明精舍……好覽究今古，時時以謙刻薄訓族姓”[7]，即其叔父亦“居身有道，孝親敬長，友愛宗黨，可謂處家有禮”，雖“七試場屋，竟弗獲售，然以學擅淵源，才優經濟，故佐郡滇陽，夷獠向化。典教湖浙，儒生服義。司牧鄖西，黎庶歸心”[8]。而孫應鰲《述祖德詩》亦有句云：“皇朝開六合，從龍興義師。功成裂爵土，世祿清平陲。三傳奮年夜祖，業儒崇圣規。褎然舉上第，政教揚當時。郡丞進桂林，掛冠不成追。高風動宥府，肅衽贊偉奇。”[9]足證其家由軍屯移平易近轉化為邊地文明世家，重要是從曾祖一代開始的，延至其父孫衣，雖重要“以子應鰲貴”[10]，然“講幄橫六經，弦誦環犍為；百里歌神君，盡化哀牢夷”[11]，也儼然具備了處所知識精英的成分特征。而孫衣之所以要辭官歸隱，也是因為“子山甫君，已登上第，遴翰苑，補給舍，名蒸蒸起，標的目的用。師長教師復曰：‘將代吾有行者，不在吾兒鰲乎？’遂焚牒不復出”[12]。可證以孫應鰲高中進士為凸起標志，不僅意味著人才和功名的雙重實際收獲，並且象征著家族的文人化勝利轉型，當然也為家族的處所化安身帶來了宏大的榮耀和聲看。丘禾實引《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以描述其家族，認為歷經幾代人的邊地生涯及發展，至孫應鰲成為一代名臣年夜儒，遂開始發出奪人眼目標精英人物殘暴光線，無妨視為移平易近群體甚至整個東北邊陲文明內地化變遷轉型的代表性岑嶺，當是恰到好處的歸納綜合性歸納總結。
以軍屯移平易近方法進黔，歷經數代人的盡力，sd包養通過科舉轉換社會成分，成為詩書禮樂世家，躋身士年夜夫階層者，不止孫應鰲一個家族。例如，較孫應鰲稍晚的許一德（字子恒，號吉庵），其先世亦為“泗州人，七世祖得名從高天子淮上，有開國功，授冠帶總旗。調守貴州，屢世立功，歷升指揮僉事，世以武蔭著。數傳而大公（一德）父，封御史，公始以儒業起”[13]。也就是說，貴陽許氏家族從七世祖得名開始進黔，即所謂“自直隸泗州以武功為貴州衛指揮僉事，子孫世其職，遂著衛籍”[14]，至一德父奇，為嘉靖十年（1531）舉人，授云南巨津知縣，遷四川順慶府同知，才開始由軍功人員轉為處所士年夜夫。奇下子孫人數頗多，多有科舉功名，不克不及不說是“子孫繩繩，衣冠如云”[15]，許家遂成為處所大師看族。其家族中最凸起者即許一德，嘉靖四十年（1561）舉鄉試第一，隆慶五年（1571）進士，“官御史，立朝多所建白，遷云南副使，乞休歸家居十余年，惇厚謙謹，人稱長者”[16]。陳尚象與許一德均為江右王門學者鄒元標的門生，萬歷《貴州通志》即“尚象削籍、一德乞休家居時，巡撫江東之、巡按應朝卿包養網站延請撰輯者”[17]。鄒元標嘗為是書撰序，稱江東之“受命鎮撫是邦……敦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羲、鄉縉紳憲父許君吉庵年夜葺《通志》”[18]。適可見其門第淵源雖為武職，與孫氏家族一樣，經過數代人的習禮讀書，已徹底轉化為處所頗有影響和號召氣力的士人家族集團，遂能憑借家族聲看與邊地封疆年夜吏一起配合，積極參與鄉邦文獻的搜考編纂及文明次序的建構活動。[19]
陳尚象、許一德雖影響遠不如孫應鰲，但均為黔中王門的主要人物，假如說前二人為王陽明的三傳門生，孫應鰲便當為陽明的再傳門人。王陽明初至黔省謫居地時，自謂“所可與言者中土流亡之流”[20]。“中土流亡之流”顯然即指非黔籍的外來漢人移平易近，假如考核其遷徙源流，則年夜體以永樂十一年（1413）為時間坐標，“始置貴州布政使司，分職設官，比于內地諸行省。自是以后，遷流日眾，或以官戶守兵，或以軍屯負販，世代占籍，遂為黔產，賢達漸多，彬彬稱盛，黔地非復舊觀”[21]。至于陽明赴謫的龍場驛，恰為貴州宣慰司所轄。明代貴州布政使司、宣慰使司，當時均“同駐貴陽府城，而貴州衛、貴州前衛其治事之署，亦皆不離府城”[22]。故貴陽府城集中了大批與陳尚象、許一德祖輩類似的軍屯移平易近，當然也有不少商屯、平易近屯即所謂“中土”亡命者，他們中一部門人已開始有了處所士人的文明成分特征，遂與陽明多有來往接觸，部門具有生員資格者更成了他晚期的學生。特別是陽明在龍場年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后，“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守仁主講貴州書院，書身率諸鬧事守仁，守仁因論知行合一之旨，教化年夜行于貴州，陳宗魯等于是出焉”[23]。宗魯乃陳文學字，貴州前衛人[24]，亦必為軍屯武職人員后裔，與其同時師從陽明之湯冔（字伯元），則為“貴州宣慰司人，其先自直隸桃源來籍”[25]，加上同為貴州宣慰司人的葉梧（字子蒼）[26]，均為正德三年（1508）最早負笈向陽明求學的進門門生，同時也是陽明病逝后最早倡議建築祭奠專祠，“以慰士平易近（欽慕）之懷”[27]的處所士人。具見陽明心學思惟的傳播渠道，最早是通過漢人文明區來慢慢展開，后才不斷向“夷人”文明圈滲透、擴散。以外來移平易近文明世家台灣包養網讀書後輩為中堅氣力，晚期代表性人物重要有陳文學、湯冔、葉梧三人。三人“宗魯得文成之和，兼擅詞章，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葉梧與陽明多有書信往復，遂“開黔南學業”[28]。時人認為“貴陽當國家東北之陬，而實古人才樸茂之區也。自是近古之才，庶幾彬彬乎盛矣”[29]。以后又不斷擴年夜其影響涵蓋范圍，蔚蔚然興起黔中王門一年夜地區性學派，其“主將者”多為軍功漢族移平易近轉為文明世家的后裔，乃至孫應鰲已發榜進士并升給事中后，仍有處所志乘稱其為“貴州軍生”[30]。無怪乎萬斯同短期包養要稱其“奮起荒徼，以學行著名，為黔中人士之冠”[31]。后人則將其與李渭（字湜之，號同野）、馬廷錫（字朝寵，號心庵）合稱為“理學三師長教師”，以為“孫文恭突起于清平，李同野振拔于思南，馬內江奮跡于宣慰，人文之盛，幾與中華爭烈”[32]，影響不成謂不年夜。而明代對東北諸省的開發，此中也包含大批移平易近的遷進，以及他們的文明轉型與社會影響，則不僅堪稱“中國國力南移之顯征”，亦為“晚世中國開新運”[33]。認真剖析孫應鰲一類人才群體的敏捷涌現或突起，便可明白看出邊地文明影響感化的持續性與主要性。
二、內在政管理想與內在心性功夫的雙重奏鳴
孫應鰲之門第淵源，可說由武而文，乃至瓜熟蒂落緩慢轉型，成為邊地移平易近一代勝利典范。而其對陽明心學的傳承，也是積微成著，從而薪傳不斷漸成氣候，遂躋身王門學者代表性人物行列。
從孫應鰲平生成長經歷看，他“九歲能屬文，授之書，輒取年夜義”，乃至“盡發家躲書讀之，學遂通”[34]。年十九即舉鄉試第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中進士，“貴州解元進士自應鰲始”[35]。應鰲應鄉試時，貴州提學徐樾（字子直，號波石）一見年夜奇，嘆賞邊地竟有這般人才。徐氏“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36]，故能“講明心學，陶镕士類，取夷平易近後輩而衣冠之，訓迪諄諄，假以色笑”[37]，不僅對應鰲有知遇之恩，即在心學思惟上亦必有所啟蒙。[38]
繼徐樾之后，孫應鰲又從楚中王門蔣信游，自謂“鰲少亦知學道，見公而其志始堅”[39]。與徐樾為陽明暮年門人分歧，蔣信（字卿實，號道林）則為陽明早年門生。陽明離開龍場赴廬陵任，過常德、辰州時，曾“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屋，悟見心體”[40]。蔣信既“深見（陽明）重視，其后師事甘泉師長教師，謹記豐年，又見印可”[41]。湛甘泉乃陳白沙學問的主要傳人，蔣信則不僅承續了陽明一派的明日傳心法，亦深得白沙—甘泉一系的血脈神髓，可說是姚江之學與江門之學的配合承祧者[42]。其在貴州提學任上時，“訓迪生儒以靜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時士習翕然丕變……所獎拔盡名流”，時人贊其“文章節概，為品流第一”[43]。是時孫應鰲雖尚未獲見蔣信，然亦必受其所倡學風的影響，所謂“某自髫齡，慕公平德，未及門墻，有懷立雪”[44]如此，便是一靠得住自述鐵證。以后離黔進仕，屢次往復武陵，復得聞蔣氏謦欬，“默悟審幾慎獨合一求仁之旨”[45]，故其學問之進手處，“于江門、余姚得力獨深，若其處變應卒，錯綜文武之間，亦似余姚衣缽”[46]。平生學問取向，均“講求仁之旨”[47]。胡直（字正甫，號廬山）為孫應鰲的晚期文集撰序，便談到孫應鰲見到蔣信后的思惟發展變化情況：
孫子生神穎，長學于道林子，視其氣，杜機忘言，弗諜一光。至讀其詩文，凡數千萬言，達于六合庶物，究于帝王，辨于諸家，放于高低、內外巨細，尤嚴于學術政治，而皆出于幾微之所絯。其韻不假揣度而靡不應律，其辭不煩比擬而靡分歧軌。予知孫子之無為為之而不克不及不為，雖千萬言無言也，進乎一矣。[48]
胡直曾從學歐陽德，又游于羅洪先之門，與蔣信類似，為江右王門的年夜將。孫應鰲“兩官江西，得締交廬山子”，兩人以后又“數會芷厓蘭水之間”，并“同官于蜀”[49]，不僅在官場上是同寅，即在道義上亦為至交，可謂相知甚深且密。胡直在文中聯系孫氏平生詩文成績，以為極廣博而又甚精微，便特別凸起了求學蔣信的關鍵性感化，當是至交頗為允當妥適之言。孫氏平生學問，重要“以求仁為宗，以盡人合天為求仁之始終，而其致功，簡要在誠意、慎獨”[50]，實際即是要全身心腸投進本然真實的自我，并透過親身性的實踐活動遙契形而上的天道，開啟人的精力的無限向上超出之機。而溯河窮源，剝蕉誠意，均與早年從游蔣信，身心無不獲益有關。
正因這般，孫應鰲才特別指出，蔣信“蚤得圣門六合萬物一體之宗，其論雖殊，其本為要于知止，知止為嚴于慎獨，慎獨為妙于默識，默識為融于勿忘勿助之間，其綜之為成此仁于一身”[51]。蔣信本身也強調：“廓然至公者，六合萬物一體，無所容于我也。物來順應，則規矩在乎方圓，萬變存乎一運焉已耳。”[52]故其接引后學，最重功夫論上的踐仁知天，亦即必“知萬物一體為圣門主旨”[53]，而尤重“踐履篤實，不事虛談”[54]。以為“孔氏之教其徒也，一則曰仁，二則曰仁。當時學者之學于孔氏也，一則曰求仁，二則曰求仁。是故立而立人，達而達人者，語其體也”[55]。凡有來問學請教者，他都起首請求本諸人道之本然及人生之應然，依孔門之教不斷識仁、求仁，展開先立乎其年夜的性命實踐活動，否則便難有終極性的安身樹德，遠離或違背了人生的本真實然。
當然，作為姚江門下的主要心學學者，孫應鰲當然以“求仁”兩字來統攝其平生學問宗旨，但也極為重視心的主體感化及其實踐功夫，認為《年夜學》自“知止”到“至善”一段，實際“就是明新心之本體，心學功夫全在致知，心之本體，知罷了矣”。是以，“格物、致知是圣學之安居樂業處”[56]，而“知己者，仁體也。得仁之體，則備有眾善，不以撓己。不得仁體，則雖有眾善，惟物徇美。惟物之徇，是謂喪真，是謂忘生。不以撓己，為止其所，為宇宙主”[57]。尤宜留意的是，孫應鰲為胡直的《正學心法》撰序，另有以下一段文字：
《易》曰：“肅然不動，感而遂通全國之故。”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間，圣人所謂“一貫”也。雖寂而全國之故未嘗不感，雖感而本然之真未嘗不寂，故寂感非二，不貳則仁。譬洪鐘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于物，物至應之；適中天則，應已不留，非擬議形跡可逮……本體在此，工用在此，易簡理得，得是爾。豈后世學術或偏內，或偏外，遺事物以求心，將無進空滅？逐吾心于事物，將無陷支離哉！[58]
上述文字，王陽明暮年門生王畿（字汝中，號龍溪）嘗有節引，以為“此數言，深契（陽明）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59]。王陽明早年即認為“圣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過去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60]。其暮年則謂：“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致知在于格物，恰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全體精力只從一念進微處自照內省，一些著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知己妙用，以順萬物之天然而我無與焉。”[61]對于王陽明的“致知格物”說，王畿天然非常稔熟，誠如黃宗羲所說：“師長教師（王畿）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后不克不及無慈湖，文成之后不克不及無龍溪。以為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師長教師疏河導源，于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62]可見王畿不僅深得陽明之學，同時更多有所闡釋發明。而對《年夜學》的“致知格物”說從頭展開創造性的解讀，乃是陽明建構其心學體系的主要基礎，也是他與朱子的見解產生嚴重不合的關鍵。孫應鰲的立論強調終日乾乾，收攝葆任，故心體雖寂而能照，雖應而恒寂，照乃直觀之慧照，應亦直觀之慧應，即照即寂，即寂即應，只是廓然無對，朗朗然如明鏡，可作出一切需要之價值判斷，又全然超出一切價值判斷。證以孫氏自己的言說及王畿的評價，比較陽明一系列的理論主張，再反觀比對朱子的相關言說，即可知孫氏之說遠離朱子而更契合陽明。
以此通觀孫應鰲平生，可說他的思惟的成熟雖重要在督學關西以后，但早年遭到陽明心學人物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時人稱他與蔣信見面后，“悟主旨而歸，發憤刊落，功收一原，任重詣極，洞見道體”[63]，當是可以信據之言。而蔣信臨終前亦曾命其子如川、如止說：“我化…包養情婦…志我者，孫山甫乎。”[64]更可見二人性義訂交，知之可謂深矣。假如說科舉中試開啟了孫應鰲的內在宦海沉浮之路，為他供給了政治活動的舞臺或空間，那么與徐樾、蔣信的來往則點燃了他內在心靈探尋之燈，極年夜地堅定了他的精力發展標的目的或價值訴求目標。而他后來與王門親炙門生王畿、南逢吉等人多有來往，觀其《承平興國宮用王龍溪韻》：“詠真元福地，古徑已平蕪。林隱云光亂，煙銷殿影孤。仙源何寂歷，靈跡半虛無。閑坐觀元化，吾今且喪吾。”[65]是詩任瀚以為“天趣最深”[66]，“吾今且喪吾”一句，亦最見《年夜學》靜慮境界，均可見二人思惟境界甚為接近，彼此之間必多有認同和影響。內在的政管理想活動和內在的心性涵養功夫，彼此交織，成為別人生中長期不斷的雙重奏鳴曲。
三、思惟與實踐的交織及互動
以進士解元成分進進國家行政體制的孫應鰲，先是“讀書中秘，時館師徐文貞公以國士目之”[67]，不久即改戶科給事中，出補江西僉事，升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以后又遷陜西提學副使、右僉都御史，并兩撫鄖陽。初蒞鄖陽，時“歲饑，奏免兆化諸縣秋糧”；再撫鄖陽，“皆以廉惠得平易近和”[68]，頗有政聲。督學關中時，則“以濂洛之學自任，蒞政舉年夜體，不親細務，教士務實效，不為虛名，當時號稱得士”[69]。又“日與秦中諸生講論心學，隨所疑問，應辯如向”[70]，“一時關中博士門生事前生如山斗，乃闡明道妙，提醒默識本心，即世世可師承矣”[71]。今存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內分崇制、訂學、論心、立志、破迷、修包養妹行、規讓、飭禮、勵勤、戒速、博理、講治、進業、惇友、養蒙、嚴范十六條，及其在陜西提學任上，根據處所實際，“與諸有司教職暨諸生約，分別體要”，希冀“在諸生是為教學相長，在各官是為法紀相成”，遂著手制訂并上報朝廷的主要撰述。此中“立志”強調“志于圣人之道，不克不及為圣人之徒者，吾不信也。耳順從心，境域至矣，必始于志學；據德依仁，工夫精矣，必原于志道”[72]。具見其所請求諸生者，乃是與終極目標相關之“立志”。“立志”代表人生遠年夜幻想自覺的樹立，性命價值目標主動實現的開始，不僅與孔子自述“十五志于學”（《論語·為政》）之精力路向契合，同時也與陽明“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73]之立論分歧：
于戲！圣人之道誠年夜矣，其意誠精矣。曷言年夜？極六合萬物同體之量，故曰年夜。曷言精？極人心道心危微之辨，故曰精……夫學圣人之道，以六合萬物同體為量，則家國全國固修齊治平于我者也。甚至于害于兇于禍而不顧，無乃非其類也乎……夫一志圣道，必能恬于世情，能淡于世味，然后可以有道，是以亹亹為諸生指迷云。[74]
毫無疑問，孫應鰲是以專司一方學政的朝廷令官的成分，發布曉諭其下屬各級行政儒學教官及諸生的檄文的。盡管他明顯擁有權力與知識的雙重位置與成分，但與謫官貴州龍場的王陽明類似，仍凸起表現了儒家人文教化的風格特征，即所謂“禔身秉道，繩墨嶄然，真足以為諸生之師”[75]，乃是以個人學術與政治行為實踐的方法，將已經決裂的道學與政術從頭整分解一體[76]。是時張居正的新政改造活動盡管尚未開始，但其后來整頓全國府、州、縣學，亦強調“養士之本，在于學校，貞教端范，在于督學之臣”[77]。假如略微比較一下前后兩人的做法，則孫氏已憑借以身示范的具體行為方法，率先開啟了處所學政改造的實踐活動。他既督導學校重視德化以規矩處所士風，當然就必須盡能夠地凸顯人的主體精力。而在思惟及實踐交織互動變化發展的線索上，又與王陽明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流包養意思變邏輯關系。
是以，孫應鰲在關中提學任上，又特別告誡在學諸生，要“年夜心以體全國之物，誠心以納全國之善”[78]。與陽明極為重視“補小學收安心一段功夫”[79]類似，孫氏在鼓勵學生矗立主體人格自我的同時，也極為關注功夫論意義上的心性鍛煉實踐，認為“安心既收，則未發氣象自見，隨感而應之體，渾淪無物之實，難道天然妙用，其求靜惡動之心，執動泥靜之心，至此俱知其非真矣”。其最主要者，還是“妙于慎獨，極諸默識，達于悅樂，合諸內外之旨”，不僅要證進形上本體，開出內外一體的性命存在境域，同時更要轉化為社會性的性命實踐行為，匯積為政治人倫次序建構的動包養感情力資源，做到“道義渾融，酬酢罔間。是以行于身家，則能以禮讓化家；行于國，則能以禮讓化國；行于全國，則能以禮讓化全國”[80]。也可說，在個人便當“立志以圣賢為歸”，在社會則應“學道以倫理為準”[81]。無論是心靈的內在言說還是以其為表征的主體精力的內在弘揚，都一頭連著個人性德與人格的完美，一頭連著家國全國次序的建構，個人的美德與社會群體的配合善，二者必須浹然孤芳自賞，從而如實開顯出人的存在應有的“內外合一”完全年夜全之道。
王陽明曾贊嘆：“關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但也可惜“自橫渠之后，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因此盼望南年夜吉（子元善，號瑞泉）、南逢吉（字符貞，號姜泉）兄弟二人，前往渭南家鄉后，能“進其文藝于品德之歸，變其氣節為圣賢之學”，[82]使當地學風從頭振發興起。南氏兄弟二包養一個月價錢人均為陽明門下高足，如作為兄長的南年夜吉，其治學就“乃至知己為主旨，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功夫，飭躬勵行，惇倫敘理”[83]。而其弟南逢吉則早在越州時，便從兄師事陽明，“早聞陽明知己之訓，服行至老不為怠”[84]。故兄弟二人曾協力創辦湭西書院，湊集四術士人講學，不僅推動了“渭上人才科目”[85]的興盛發展，並且也為關學注進了令人線人一新的心學思惟資源。孫應鰲曾與南逢吉交，一見而語相合，又“與（逢吉）公論學，公為極闡其微……聞所未聞”[86]，同時也踵接南氏兄弟二人之遺業，“日與秦中諸生講論心學，隨所疑問，應辯如向”[87]。此中也包含功夫論上的“默識本心，即世世可師承”[88]，亦即他與蔣信配合主張的“慎獨”功夫——“慎獨為妙于默識，默識為融于勿忘勿助之間，其綜之為成此仁于一身”[89]。如曾被孫氏視為“國士”的溫純，便說“自從吾師淮海師長教師游也，習太師家學風度，不啻身坐春風中”[90]。陽明高足王畿亦有函稱：“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竊以為否則，講以身心與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91]身心之學必兼體用，當為正學，口耳之學不過玩弄伎倆，多為異端。適可見與陽明的講學類似，孫氏的講學也為人人受害的身心之學，絕非單調刻板的權要套話，更非販弄口舌的空泛無聊之論。
由此可見，孫應鰲繼南氏兄弟之后，再次擴年夜了心學在關中的傳播范圍，加上其作為提學特別的行政成分，故教化所及，培養頗眾，影響甚年夜，貢獻殊多，顯然無力地推動了關學的心學化發展。以后另有許孚遠（字孟中，號敬庵）、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等相繼講學關中，不僅強調心的主宰感化的主要性，關心義理精力的發揚，同時也凸起心上用功的需要性與主要性，留意實行學風的弘傳和發揚，既強化了關學一貫固有之長處，又加速了其心學化發展的進程，最終則以關學心學化的理論衝破方法，實現了關學發展的歷史性復興。[92]而孫氏承上啟下所發揮之歷史感化，即就關學的源流變遷而言，其功亦非常凸起，其位置絕不當低估。
四、學政改造與講學實踐活動
孫應鰲平生經歷，重要集中在嘉靖、隆慶、萬歷三朝，繼督學關中之后，又曾升吏部右侍郎，尋改禮部，充講官經筵，掌國子監祭酒事。曾有《講筵恭述四首》，其第二首云：“袞衣縹緲五云間，侍從威儀玉筍班。講罷典謨因諷勸，即看喜氣滿天顏。”[93]可見其進講必不止一次，且多有諷勸，同時又共同張居正改造，整頓學政，事亦多有可述者。
在孫應鰲看來，“國家興治以人，造人以師，師得則得人，人得則得治，古今一揆，未有能易”[94]。是以，他認為整頓學政，必從重建師道進手。然縱觀中國歷史，明代乃是傳統中國政治的惡化期，王陽明便根據本身的官場慘痛經歷，特別指出“宦途如爛泥淖”，勸人“勿進此中，鮮易復出”[95]。甚至身居內閣首輔要職的張居正也認為：“人心沉迷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特行戒諭，昭示以光明磊落之路，則眾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96]盡管官場學政一職，最見儒家人文精力，同樣也有陋習流弊，孫應鰲便曾針對“政以賄成，官由寵敗者，往往形于奏牘”的負面現象，著眼于“法禁于已著而教化于未形，忽未形之化而崇已著之禁”，認為“植木不于其根，浚水不自其源，終非所以培養人才、曲成士類”，都是缺少長遠考量的政治舉措。所以，除必須重視重振師道外，也應“裒集英才，以弘教導”。而究其最基礎緣由，則為“興化管理，本之賢才，成賢育才”，最要莫過于素養，亦即“不素養士而求得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97]。實際還是要通過養士或造士的方式，能夠以開明的方法多蓄備國家人才，甚至社會上的名儒耆俊，也應盡量網羅擢用，從而凝集更多的學術文明資源，發揮其引領政治的正面感化。遂據此剷除舊制弊病，整飭國子監舊制，即所謂“討求舊章，嚴飭功令，務在必行”[98]。尤其提學乃朝廷命官，更不克不及不“在內樹風教，而后在外振紀綱”[99]，最終則“請禁社生黜生及平易近間庸後輩進監，（上）從之”[100]，從而強化了太學培養人才的效能，改變了學問虛假空疏的時代通病。當然，明代自“萬歷以上，法則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小康。萬歷以后，法則存而教化亡，于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101]。以此觀察孫應鰲為改造學政所做出的種種盡力，盡管成效或功勞不小，但從長時段來看，仍只能算是朝廷教化由盛進衰閃出的臨時一線亮光，乃王朝自救機制短暫的生機復活。
稍需留意的是，孫應鰲所掌管的學政改造，乃是張居正新政中極為主要的一環。是時張居正剛好強調“養士之本，在于學校；貞教端范，在于督學之臣”，開始著手整頓和改造學校軌制，要在“使人皆知敦本尚實，而不敢萌僥幸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年夜機也”[102]。可見孫應鰲的所作所為，必與張居正奉行的新政有關。考孫氏嘗有《太岳師長教師為予談衡山之勝，因示登游諸作》詩：“見說岑嶺迥不群，游仙特禮回祿君。遠從千里浮湘浦，獨立孤峰辨禹文。紫蓋璚云時縹緲，朱陵瑤草正氤氳。詩篇逐一思玄興，何得相隨坐日曛？”[103]按太岳乃張居正號，讀詩可知其曾與孫應鰲談及衡山形勝，孫遂揀出其登游衡山多篇舊作回贈，并為茲事專門題詩一首，具見二人必多有私情。而張居正之奉行新政，亦有函致孫應鰲：“比者唐突，妄有論建，辱獎譽過情，深以為愧。”顯然孫應鰲先有函札致張居正，表現對新政的支撐，張居正才引其為“道誼良知”，認為“人心玩愒已久，溺于故常，蔽于私衷，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克不及踴躍以趨赴”，因此特別表現，“年夜廈之成，非一木之干，仆既已唱之矣，尚賴一時賢士齊心和之，庶克有濟”。[104]由于新政遭到多方面的阻力，張居正才主動爭取孫應鰲一類要臣的支撐。孫氏剷除學政舊弊的種種舉措，實際也是對萬歷新政的積極共同與參與。
孫應鰲既在官場有很高聲看，學問亦多為人所贊許，乃至“海內群以名臣年夜儒推之”[105]，如郭子章便認為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尤其“發明圣學，具載諸書，立朝年夜節，改日國史當有年夜書之者”[106]。然名高謗亦隨之，故其曾兩主要求辭官。先是隆慶三年（1569）“有蜚語，遭言者誣陷，遽乞骸骨以往”[107]。孫氏亦曾自謂：“隆慶己巳（三年），余移疾得歸田里，卜筑城西別墅為草堂”[108]；同時又建學孔書院于清平偉拔山麓，并有詩詠懷云：“惱謝世馽，托心棲混蒙；我游慚方內，彼是得環中。卓爾三丘地，蕭然一畝宮；從茲逐高蹈，清興復何窮。”[109]頗有從此歸隱之意，加上能夠不滿張居正“奪情”的做法，故復官后又于萬歷四年（1576）再次辭官告歸，以后“臺省撫按交章薦舉”[110]，朝廷雖屢以國子監祭酒、南京工部尚書等故秩升引，“若虛以待之者”[111]，均屢疏堅辭，卒年當在萬歷十二年甲申（1584）十仲春[112]，享年不過五十八歲。
告病歸里的孫應鰲，自謂“譽髦多士，時時來從予游，奉親之暇，日與講道談藝”[113]。同時又建學孔書院，誠如清人王橒所說：“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指，當時講明正學。”[114]并培養了不少鄉邦學人。胡直嘗為其學孔書院撰記云：
始予友淮海孫公解年夜中丞歸，而遠近問學者履盈戶，公乃選偉拔山之麓，得其勝者止焉，遂辟為書院，以居學徒。中為堂曰某堂，齋曰某齋，軒曰某軒，亭曰某亭，后為寢室，旁兩楹為學舍，凡若干間。公自以平素所學，舍孔子無繇也，因名曰學孔書院。[115]
胡氏自己為政與羅汝芳、鄒善同司，余暇三人均熱衷講學[116]，又與孫應鰲情投意合，二人都愿以孔子求仁之學相終身[117]。證以孫應鰲“余既以病廢家居，得日與吾黨二三子講明孔門之學，隨所論析”之言[118]，以及萬歷《黔記》所載馬廷錫“與孫淮海諸公聚講越山”[119]等語，可見胡氏所說當完整可托。具見他致仕歸里后，不僅以私人之力創辦書院，同時更多聚徒講學。即便初次致仕后再撫鄖陽，也有信函寄返家鄉，告誡青年學子：“此身與全國國家共為一物者也，不知立其身，以為全國國家之本，掉此身矣。此心與六合萬物合為一體者也，不知充其心，以盡六合萬物之年夜，掉此心矣。”因此必須在“立志”與“學道”兩方面同時痛下功夫，前者必須“以圣賢為歸”，后者則應“以倫理為準”，[120]全然一派語重心長。吳國倫《懷孫祭酒山甫》詩有句云：“逍遙不赴征，匪學商山皓。”[121]亦可謂真能知其心志者。
追溯黔地講學之風的風行，當重要始自陽明。其在龍岡書院之講學，后人描繪當時情形，以為“坐擁虎皮，講習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122]，當非完整虛構夸年夜之辭。繼陽明之后，傳知己之學者，前有陳文學、湯冔、葉梧稱“前三師長教師”，后有孫應鰲、馬廷錫、李渭為“后三師長教師”。孫氏既私淑陽明，即在陽明之學遭禁黜之際，亦有《夢陽明師長教師述懷》詩云：“平居學道心，晚路孰期許；年往慚無聞，歸來宅幽陼。先覺遺良模，神交倏相與；纏綿襟曲事，懇款夢中語。精爽偕寤言，意氣同居處；徒增覺后悲，拊循轉凄楚。擁衾結長思，看斗懷遐舉；遺我年夜還訣，誓以銘肱膂。”[123]則講學當然是盼望其平生學問能有傳人，但也未嘗不是陽明講學精力的再發揚。清人莫友芝嘗有詩稱：“孫先學孔開精室，手辟山荒衍儒術。”[124]即可見孫氏對邊地儒學傳播的貢獻。
當然，孫應鰲在黔地的講學活動，從更年夜的空間范圍看，亦并非一時偶爾之個別現象，不僅其地點的黔中，如鄒元標所說，有“孫淮海、李同野、馬心庵皆努力斯學”，即“宇內講明正學”者，也如胡直所言，“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125]。具見黔省與其他各地的講學活動，乃是互通聲氣并有所呼應的。抗倭名將俞年夜猷（字志輔，號虛江）致函孫應鰲，稱他為“名公振世道看，昭代真儒，全國有志之士，莫不愿立門墻，聽一日之教，為終身之宗。猷抱此志蓋亦豐年，為向無介紹，得逞夙懷”[126]，乃至生起私淑之意，即可見孫氏的影[127]。前引王畿之函中，王畿亦特別提示孫應鰲，“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具見孫應鰲雖支撐張居正之新政，但也絕非一味趨同逢迎。王畿稱他“通道力學”，即便“楚侗兄亦時時傳誦高誼”[128]，亦絕非憑空即興之虛言。
按王畿提到的“楚侗”，乃耿定向號，眾人多稱耿氏為露臺師長教師。耿氏平生學問，重要得力于陽明。黃宗羲撰《明儒學案》，便將其列進《泰州學案》[129]。焦竑稱他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所舉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聞人”[130]。可識他不僅與孫氏相知甚深，並且更舉薦過孫氏。其“學歸宿在王守仁”[131]，故其文集遂以陽明為世家，而以薛瑄、白沙為列傳[132]。時有人憚于張居正的禁令，“書來相勉慎勿講學，蓋懼時忌云”，耿定向之答覆則云：“學或講之口耳，或講之身苦衷實”，而本身所講并商之別人者，“原是以不容已之真機為宗”。因此“一息無此，一息不克不及生涯；一方無此，一方不克不及生涯；一世無此，一世不克不及生涯。方今身肩其任，益覺痛切，如之何能容已也”。[133]耿氏乃目光極高之人，他之所以屢屢稱道孫氏，顯然也與后者不憚高壓堅持講學有關。而孫應鰲亦頗認同耿氏的講學及門下人才，嘗函致他稱：“年來繆叨師職，愧浮聲虛影，不克不及有所自立，故每于門下卓卓以圣賢自表樹者傾心焉。”他認為：“學絕道喪之余，顓蒙者錮蔽而不知，離叛者輕侮而不信。其有一二知從事者，又徒飾榮名，不求實際，發憤之念方起，惰慢之氣已生；則世道之不唐虞，人才之不皋夔，何憾已！某誠愿門下永肩是任，則文雅幸甚！”[134]可證他們都目擊政治生態的窳陋，社會風氣的敗壞，盼望通過講學以培養人才，重振社會風氣。他們都以講明本身深切本悟并有所受害的身心之學的方法，明確表現了對張居正強行毀書院、禁講學行為的正面抗議。[135]盡管有人批評他“每自以為孔子”，有“好善”而不“明理”之過[136]，但客觀如實地評價，仍可說他“學術純正，識見高超”。譬如任瀚便以“晚世豪杰”[137]稱他。適可見他有獨立特行的人格，或褒或貶的評論，均針對他的行事方法而發，而與他的行動風范有關。
孫應鰲早年受徐樾影響，“即傳其所受陽明、心齋之學，終日摳趨”，同時又與鄉人“李同野、馬心庵、蔣見岳同勵圣軌”[138]。此中尤以孫、李、馬“三師長教師躬行實踐，體道進微，卓然為后學典範，非但振拔超群，為全黔一時山斗也”[139]。暮年家居，時江右王門學者鄒元標（包養網dcard字爾瞻，號南皋）因反對張居正“奪情”，謫戍黔省都勻，前后長達六年，時人評其所作所為，以為誠真“能以道事君而身任全國之重者”[140]，二人過從來往亦甚密。鄒氏離開都勻后，難免回憶說：“一別茲土，荏苒幾廿年，憶承名儒如少宗伯淮海孫公、參知同野李公及諸士陳君等以圣賢之學相切劘……五溪云山，用想為勞，撫茲志，悠悠我思矣。”[141]即可見其彼此之間以道義商討，有配合的志向與抱負，同省外其他同志呼應往來，已構成一黔中王門學者群體。尤其“通籍后”孫氏游歷更廣，乃“遍交羅念庵、胡廬山、鄒穎泉、羅近溪、趙年夜洲、耿在倫、楚侗諸巨公，往復切劘，溫故知新，浩然自得”[142]。嘗自謂：“宇宙至廣年夜，士生其間，即異代不用論，幸而偕其時，有豪杰稱卓卓以圣賢自表樹者，雖不克不及接顏色，得昕夕侍下風相周旋，鄙心誠向往之，斯前人所謂‘聲者無翼而飛，情者不根而固’。”[143]可證其平生成績當然包養網單次離不開個人的發奮惕勵，但也得力于師門伴侶的互勉共警。誠如鄭珍詩所贊，“孫公學孔開南荒，邃詣同時幾人匹”[144]，不僅在貴州儒林人物中，平生均“以儒術經世，為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即以詞章論，亦未有媲于師長教師者也”[145]。甚至置于全國心學人物觀察，也“有聲于四方”[146]，“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旨，當時講明正學，與豫章南城羅公近溪，蜀內江趙公年夜洲，楚黃安耿公楚侗，號稱理學”[147]。乃至“蜀故有年夜儒祠，祀宋明諸儒宦于蜀，產于蜀者”，萬歷年間復“增祀趙年夜洲、胡廬山與鰲，稱三師長教師”[148]。延至清道光年間，賀長齡巡撫貴州，“以文學經術為一世倡”[149]，遂為《清平縣志》撰序，仍以為要“志文恭公之所志，學文恭公之所學，則斯志之修為不虛，吾道且重有賴矣，庸僅一邑一省之幸罷了乎？”[150]可證長期以來“海內群以名臣年夜儒推之”[151]，影響自明迄清長期持續而未斷。
五、《淮海易談》與《左粹類纂》
孫應鰲平生著作宏富，今傳世者有《淮海易談》《左粹類纂》《四書近語》《教秦語錄》《律呂分化》《莊子要刪》等，可謂“發明圣學，具載諸書”[152]，非僅為黔人歷代述作不成或缺之要籍，亦吾國學術史值得一提之專書。
儒家“六經”，即《易》《書》《詩》《禮》《樂》《年齡》，在孫應鰲看來，均各有其年夜義，如“《易》道陰陽，《書》道政事，《詩》道性格，《年齡》道名分，《禮》《樂》道和序”[153]，提醒了人生發展及社會次序建構應有的路徑，乃是一切價值存在的淵藪。因此“戴籍雖多，要以六藝為本”[154]。學者如欲治經，則不克不及欠亨其義。“六經”之中，孫氏最擅長者為《易》，所著《淮海易談》一書，凡四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續文獻通考》《授經圖義例》《經義考》均有著錄，除隆慶二年刻本外[155]，又支出《四庫存目叢書》《黔南叢書》及《叢書集成續編》。諸家著錄時多作“易譚”，偶亦作“易經”，皆應依隆慶原刻本作“易談”。
孫氏是書，開宗明義即云：“《易》者，何也？以著六合萬物之理也。六合萬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六合萬物之理以明心也。古之圣人生而明諸心矣，欲人人皆明諸心不成得，于是著《易》之書曰經。”[156]實際即安身于心學立物以解《易》，以為心之理與《易》之理概況一內一外，但卻全然相通相融而一體通貫，故發明《易》之理便是發明人心之理，發明人心之理亦為發明《易》之理，六合萬物之理必透過人心之妙用才幹客觀如實地開顯。四庫館臣稱：
是書謂六合萬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明，故其說雖以離數談理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變
為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于《易》義若離若合，務主于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惟主于釋經者也。自《說卦》“乾坤六子”以下，即置而不言，蓋以八卦取象之類，無可假借發揮耳。其主旨可知矣。[157]
語氣略有微詞，評價雖未必就高，但也點出了其以心說《易》，離心即無從彰顯《易》理，而踐履《易》道精力，必發揚人之主體實踐才能，皆能自暢其說，仍有凸起特點。
事實上，早在孫應鰲之前，王陽明已強調：“《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新聞者也……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158]陽明平生都“以倡明圣學為事”[159]，即便解《易》也絕無破例。故蔣信便接著陽明之思惟理路，繼續強調“求《易》之要，作圣之本。千圣千賢，體用內外合一之旨也”[160]。孫氏既以心學方式解《易》，要在轉化為人生社會實踐活動，實現以人合天之價值幻想，也可說是陽明、蔣信理路脈絡的再發展和再深化。例如，陽明講“‘後天而天弗違’，天即知己也；‘后天而奉天時’，知己即天也”[161]，又說“知己只是一個天理天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即是他本體”[162]。孫應鰲據此進一個步驟發揮，認為陽明所說的知己之“知”，“便是《易》理，《易》理極真實，極光亮，隨他發見風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往來，不用假借；其發見風行處，輕重、鉅細、厚薄、張弛，毫厘爽掉不得，增減不得，物便是我，我便是六合。聞者聞此罷了，見者見此罷了，故聞見即知，非有聞有見而后知也；知即聞見，非待聞待見而后有知也。此知人人所同，但爭一先包養網比較后，是以立教者以先知覺后知”。[163]與此同時，他也強調“于圣學有能講而行者，不以自止，必究其致，必極其力”[164]。均可見他的易學具有極濃厚的心學顏色，但又無不以儒家圣學為邪道歸途。
明代以心解《易》之書頗多，見諸《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者，有王畿的《年夜象義述》、季本的《易學四同》、蘇濬的《周易冥冥篇》、鄭圭的《易臆》、高攀龍的《周易簡說》等。此中方以智尤善治《易》，同樣強調以《易》理兼治身心，身心皆可與道合一，因此“以心治身，即以身治心，為身累而言舍身，即所以重其載道表化之身也”[165]。易言之，即性命存在之理與精力實踐之理完整可以統一。孫應鰲以心為中間樞管，也認為六合萬物之理、性命存在之理與品德實踐之理，三者均可統合于人之同心專心，其說在明代心學學者中亦頗有代表性。具體而言，即“生命之理”“性理之命”“命理之性”，三者名有分歧，實則一體。“生命之理”作為形上來源，“即六合人之道，天之道陰與陽，地之道柔與剛，人之道仁與義”。主體的人既“稟陰陽之氣，具剛柔之質，妙仁義之性”，則“仁義立于我，則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所以，“見用六合之道惟人與能”，亦即“得仁義之貞為正，合仁義之時為中”。[166]其說顯然也極年夜地凸起了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強化了品德實踐的正當性與需要性。論《易》理而重人事，意在經世利人，遂多“透髓之見”[167]，或可稱其為經世《易》學，甚“得孔子心傳”[168]，似無愧“尤致精于《易》理”[169]之美譽。
《左粹類纂》十二卷，凡八冊，分制命、諫諍、誡諭、辯說、議論、賦詩、盟載、謠誦、隱語、謀略、政事、薦舉、節義、辭讓、逆料、夢卜十六門，今另有嘉靖年間安國弘仁堂刊本，北京圖書館、南開年夜學圖書館均有加入我的最愛。原書題作“吳郡施仁編集，如皋孫應鰲批點”，《南開年夜學圖書館館躲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明）施仁編”，未具孫氏之名。萬歷年間重刻，分裝八冊，今躲american國會圖書館。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著錄云：“《左粹類纂》十二卷，八冊（《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并云：“明萬歷間重刻本［十行二十一字（19×14.2）］。原題‘吳會施仁編集，維揚孫應鰲批點，河東任養心校閱’。”[170]按“維揚”乃古揚州之代稱，孫應鰲本籍如皋即其下轄之地，稱年夜名亦可涵蓋奶名，王氏之說與原刻本并無牴觸。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子部類書存目”載“《左粹類纂》十二卷，明施仁撰，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171]，所據乃浙江吳玉墀家躲本，或可據嘉靖本或萬歷本補進“孫應鰲批點”等字樣。而莫友芝稱其“訪求數十年”，所得之書除“《易譚》四卷、《四書近語》七卷”外，尚別有“《左粹題評》十二卷”[172]，黎庶昌為孫之《督學集》撰序，亦兩次說起《左粹題評》，而無一言觸及《左粹類纂》。平易近國《貴州通志·藝文志》亦據以著錄，并將其置進《年齡》類。均可見稱名雖異，實即一書。蓋孫應鰲僅為是書評點人而非編集者，今嘉靖刻本前所冠之孫應鰲序，又支出其自著之《督學文集》，即徑題作“左粹題評序”，為莫、黎兩氏所本，不過凸起其所作為，重要為題下評點罷了[173]。
孫應鰲評點之《左粹類纂》嘉靖年間刻本，除孫氏嘉靖四十二年（1563）序外，另有黃省曾嘉靖八年（1529）序云：“予友施宏濟氏，博古敦行，潛心下帷，以《年齡》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于《夢卜》，定為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若十卷，命曰《類纂》。于古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進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174]而萬歷重刻本亦有蔣希孔后序云：“國朝往喆好《左氏》者，則稱東吳施公，其所輯有《類纂》一書，蓋類二傳而轄萃之。自《制命》訖《夢卜》，定為十五則，則系以文，文系以目。廣陵孫公又讀而加評焉，艷傳寓內舊矣。萬歷壬午，侍御任公來按兩淮，暇則取兩家所纂評者校閱之。既卒業，請剞劂以傳，公慨然屬孔董其役。”可見前后兩次刊印，當時流傳不成謂不廣。故萬歷重刻時，除時任揚州知府蔣希孔之后序外，又新增姚士觀、任養心撰于萬歷十一年（1583）之兩序。[175]
孫應鰲稱：“左氏內外二傳，世未有不稱美者，豈非以羽翼圣經邪！故論世則事核，綜變則術該，辯理則意密，程藝則旨深，信樞管文字，莫能相為競高。”故其“為諸生時，亦妄有采錄，既仕，見施氏所纂而罷”。與黃省曾、蔣希孔類似，他也認為“稱美（左氏）而能舉其辭者鮮矣，能析其義尤鮮……獨吳郡施宏濟《摘粹類纂》可為諸家決正”[176]，顯然也精左氏之學，評價施氏不成謂不高。唯四庫館臣認為：“茲編以《左傳》所紀之事，分十五門編載，變解經之書為類事之書，往《年齡》之義遠矣。”[177]似亦頗有事理。至于所謂“十五門”如此，仍沿襲前引黃省曾、蔣希孔序“十有五目”或“十五則”之說，實則復核原書，當作十六門。今按《左傳》當然以文辭之美見長，然更要者乃在以事解經，“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178]，“文詞高深精理”[179]，反為第二義。然無論施氏之文或孫氏之評，未必就毫無發明，實有補于世教，乃是繼呂祖謙《左氏博議》之后，又一解讀《左傳》或《年齡》之要籍，足可反應心學學者治經之成績。
《左粹類纂》之編纂方式，“年經事緯，體也；類分，則以辭矣”[180]。孫應鰲則“即施氏所纂，為加批評，以明己意，庶幾參會作者之辭義焉”[181]。凡其所施之批點，均以眉批方法，置于原文上方天頭處，題評當然當為大批，隨事發論者亦不在少數。明人一貫好評點，讀是書亦可知之。然其既可與註釋對比對讀，亦當視為對話式體裁寫作，另多一種懂得或詮釋視角。如《制命》開篇即云“襄王賜齊桓腓”，孫氏評曰：“皇帝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次又觸及“襄王饗管仲上卿”事，孫氏則評曰：“仲以有國，高，受下卿之饗，上不抗君，中不倍位，下不逾禮。”[182]均可見《左傳》敘事意義含蘊深遠，孫氏將其見解及時著之于篇，不僅有助于暢通文辭，更年夜俾于點明意義。而文理既暢，神理亦浹，欲研討明代心學學者之《年齡》左氏學成績，是書及孫氏之評點均當特別加以重視。
孫氏批點之《左粹類纂》，黔中歷來鮮少流傳，至清末莫友芝始多方訪求而得之。光緒六年（1880）莫祥芝據其兄友芝所收者，合刻《孫文恭公遺書》八種，唯是書以其“卷帙沉重”而未刊。[183]題評隨文附于施氏之書上，并非嚴格意義上之個人獨立著作，故《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著錄時，均僅題作施仁或施氏仁《左粹類纂》，《孫文恭公遺書》之未收是書，當亦有此一重緣由。而莫友芝所獲底本，延至平易近國年間，即已不翼而飛。時“馮雄（翰飛）曾致函曹經沅，謂得萬歷刊本《左粹題評》十二卷，貴州文獻征輯館當即椷請錄副，未得復”[184]。萬歷本迄今仍僅見異域有躲，殊令人嘆為憾事。近則有青年學者趙廣升以國家圖書館所躲嘉靖本為藍本，同時參校揚州市圖書館躲嘉靖影印本，從頭標點收拾一過，刊進新版《孫應鰲選集》第二冊，亦稍補後人遺憾，有功于學術。
六、《四書近語》與《律呂分化發明》
《四書近語》六卷，分別闡發《年夜學》《中庸》《論語》《孟子》義旨，最后成書當在孫氏暮年“以病廢家居”時，可說平生心力均萃于孔、曾、思、孟之書，而篤實、躬行、淑世之志亦蘊躲于書中。與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相較，孫氏之解讀均“融貫年夜意，非徒以訓詁字句為工，或詳朱《注》所略，或略朱《注》所詳，或匯數章聯為一說，或綜所有的括為一義。根據六經，貫串性理，引經說書，真得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蓋言近而指遠，學者欲求近道，舍此何由？”[185]與《淮海易談》一樣，是書亦為最能代表孫氏思惟成績之主要撰述。
孫應鰲解讀“四書”之焦點主旨，大體仍在返本孔孟，折衷陸王與程朱，而不掉其心學基礎立場。盡管甘泉學傳人唐伯元說他“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包養站長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年夜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186]，但實際其心學立場并非專守一人一家，而是于王（陽明）、湛（甘泉）兩派思惟資源都包養留言板有所接收或整合，解讀多有個人之發明，而尤以《年夜學》一篇之訓釋最凸起。包養甜心然亦有個人身體力行一貫之主旨，歸納綜合言之，即所謂“求仁”。例如釋解《年夜學》義旨，開篇即引明道師長教師之說：“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187]，孫氏認為“此三言者，《年夜學》之要領也。格得此身與全國國家共是一物，而致其知，無有一毫迷惑障蔽，這即是識仁體”[188]。具見他對《年夜學》的解讀，實有興趣將其納進孔子的仁學體系，明顯表現出整合陸王與程朱的取向，加倍凸起了仁學本體實踐學的特征，可謂“為切問近思之學，窺知行合一之原，其于四子書融會貫通，詳說反約……務得圣賢年夜旨所存，不拘拘一章一句訓詁”[189]。與露臺耿定向之學“以識仁為宗”[190]一樣，孫應鰲平生肆力于學，時人也以“識仁為宗”[191]歸納綜合其學。以此為條件，稍加發揮，也可說是“以求仁為體，以謹獨為功，以合一為幾”[192]，均最能見其體認實踐之學，得力于先秦晚期儒家不少。誠如孫氏所說：“圣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顏淵其心不違仁，提出個‘心’字與‘仁’字相粘，可見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193]足證他以“心”釋“仁”，不僅豐富了“仁”的思惟內涵，凸起了人的主體性，同時也強化了功夫論，深化了“體”（本體）“用”（實踐）之間的內在脈絡關聯。據此可以心為中間樞管，上通本體界，下開現象界，展現儒者成教或成德的人生發展標的目的，實現心體本來應有的全體年夜用，再外化為與“內圣”相關的人間現實“外王”事業。
是以，孫應鰲的仁學本體實踐學，特別重視“心”的統攝主宰感化，強調“心存則仁存，心亡則仁亡……顏子視聽，必以其禮，言動必以其禮。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謹記弗掉，故雖三月之久，猶不違仁也”[194]。“仁”在六合便是生生之德，是“六合萬物之真機昭然不息”；在人則為“成己成物，位育參贊”[195]。所以，仁學本質上便是六合萬物一體之學，六合萬物不僅不與人疏離隔閡，反而與人相生相成，顯然也可將其說成是透過本體實踐的方式成績圣賢人格之學，是貫通人己萬物而無處不在的存在論年夜全之學。
孫應鰲“求仁”之說，重要見諸《四書近語》，但在《淮海易談》及其文集中也時有討論，可謂前后一貫，自成系統，年夜端本于孔孟，又調和陸王與程朱[196]，多有個人補充發揮之心得，無拘墟之見，多樂道之趣。清初學人戴嗣方總結孫氏平生學問及義趣主旨，認為其“為切問近思之學，窺知行合一之原，其于四子書融會貫通，詳說反約……《論語》開章言學，未言所學何事。師長教師提‘仁’字貫之，曰‘學者學此罷了’。今試取《論語》二十章重複玩味，何一非圣人教人求仁之事。論《年夜學》，則以‘格致’為圣學之安居樂業；論《中庸》，則以‘慎獨’為盡性之始終條理。而謂孟子平生之學為性學，故可以君子心、息邪說，回治道，端學術，尤為深切著明。雖其標新立異不無一二，間與《章句》互異，然意在發明，實非牴觸。既有以得夫圣賢教人之旨歸，則有裨于世道人心不少，其于考亭《集注》之苦心，亦未必分歧條而共貫也”[197]。戴氏顯然是以程朱之說為立論出發點的，不免難免有興趣忽視了其心學思惟立場。[198]但也可見其針對王門后學日見空疏或虛無的弊端，力圖透過程朱來匡正陸王流弊的時代盡力，乃是細讀《四書近語》才得出的結論，立論仍顯得周全和公允。[199]
《四書近語》的具體刊刻時間，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已有著錄，萬歷《貴州通志·藝文志》亦明載其書乃“一部四冊”[200]，郭子章萬歷《黔記》亦有著錄并引其《自序》云：“以天合天，得之自我，用力少，見功多，終身由之而不舍，是圣人誠逝世，猶有不逝世者。存所謂不成傳者，豈真不傳邪？二三子寧盡無懸解余言于笑談領略者乎？”[201]可證刻本萬歷年間黔地即有流傳，為郭子章等人所經眼，成書時間當在孫氏初次辭官鄉居講學時，刊刻則應在其暮年再次致仕終老鄉邦期間，即所謂“當時講學清平，已梓行世”[202]。再考俞年夜猷《與孫淮海書》：“病中伏讀《四書近語》，仰著名公大德則實心實行年夜業，而善教善政。每一開卷，真若與古圣賢相對語，精力交契，意氣交孚，一字一言，咸得圣賢高深之旨，循之即可以進道。愚朦如猷，雖未橫經親受，亦竊謂私淑而少有得矣。”[203]短期包養足證刊本流傳既廣，讀之者亦多，影響不成謂不年夜。唯《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淮海易談》而遺漏是書，后人以為“明人講章，年夜都宗朱，然拘迂空洞，鮮能自抒心得。應鰲是書，泛論年夜義，不為章解句釋，與朱《注》互有詳略，不願茍同，亦不染講章習套，似在其所著《易談》之上。《四庫》著錄《淮海易談》而不及是書，殆未見之歟”[204]。
可是，假如進一個步驟考核，則可知是時孫氏之書多遭禁毀，四庫館臣于宋明理學更時懷偏見[205]，故有興趣遺往不載之能夠，似不克不及完整消除。而自明進清，戰禍頻仍，兵燹連年，黔省文獻一時散佚寥落，即在《近語》一書亦難幸免。如黃平王橒即謂“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讀禮，搜得（是書）于敝笥中，缺《論語下》及《孟子》，會施秉顧孝廉其宗、同里趙守戎起龍，乃集玉成璧……因與諸及門亟加校讎，復繡之梓”[206]，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刻本，亦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撮要》著錄。朱彝尊《經義考》錄為“七卷”，并引李延昰云：“孫氏《近語》，自為之序，又有李蔉、楊一魁序二篇。”[207]然今存王橒重刻本除孫氏自序外，李、楊二人之序均已不見，同時又新補進王橒、戴嗣方兩人序三篇，則重刻本與底本不僅篇卷分合已有分歧，即部門內容亦略有差異。以后莫祥芝輯《孫文恭公遺書》，所據即王橒重刻本。至于影印支出《續修四庫全書》者，所據又為晚出之莫氏《遺書》本。[208]
孫應鰲認為“諸生以經世為志，其學以能用世為本”，因此強調凡食貨所資，選舉所關，職官所統，禮樂所攝，兵刑所理，州郡所列，邊防所系，均應“逐一觀諸要難而剖白黑于掌上，治全國之年夜器舉在此”。此中禮樂所攝一項，“若郊廟、祀享、朝聘、宴會、律呂、器數”等，諸生“異日黻冕后，先使化理有資焉”[209]。恰是有鑒于此，遂撰《律呂分化發明》四卷。而郭子章《黔記》及戴嗣方《重刻〈四書近語〉序》言及是書，俱作《律呂分化》，未載具體卷數。[210]《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則作“《律呂分化發明》四卷”。四庫館臣稱：“《律呂分化》二卷，《發明》二卷”[211]，《四庫采進書目》所載亦同，注曰“四本”[212]，可證分裝四冊。冒廣生謂“文恭亦著有《律呂分化》《律呂發明》二書”[213]，竟誤分一書為二書。翁方綱《四庫撮要稿》仍合載為四卷，并云與《明史·藝文志》所著錄者“卷數相合”，而“前二卷曰《律呂分化》，后二卷曰《律呂發明》。其分化者，自黃鐘十二律以暨五聲、八十四聲、六十調等，分條引後人之說，又自為按語于下，凡十三篇。其‘發明’者，自‘推本’以致‘考證’，皆引古經訓以發其義，凡九篇”[214]。《四庫存目標注》亦有“《律呂分化》二卷、《律呂發明》二卷”，版本除《四庫總目》之“浙江巡撫采進本”外，又引《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律呂分化發明》四卷，刊本。”[215]均可見是書乃四卷本，《分化》與《發明》各自為篇，分裝一函四冊，刊本清初仍有流傳。
《律呂分化發明》一書，觸及十二律各律等諸多問題，或可溯至《國語》，《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也提到“為九歌、八鳳、七聲、六律，奉五聲”。孫氏承續後人余緒，多有個人發揮，上引翁方綱之說，評價相對公允客觀。唯四庫館臣持論極為苛嚴，其說以為：
是書考辨律呂，多出臆斷，如旋宮之法，以十二律相生為次，每調用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均五調所用之七律，則三十五聲只得十一概。今以黃鐘一均言之，自黃鐘而上，用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四律；自黃鐘而下，用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六律，并黃鐘為十一概，其不消年夜呂者，以旋宮之法所不及也。應鰲不解其義，乃云年夜呂助黃鐘宣氣，后妃之象，隧道無成，而代有終，故虛而不消，穿鑿殊甚。其算漢斛銘文之徑，尤為疏舛。嘉量方尺圖，其外方斜即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開方得斜，即以之為圓徑，用祖氏密率得圓周，乃不易之法。今應鰲以徑一圍三最疏之率起算，命斜徑為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開方乘除所得之數，無一不謬，與祖氏一切徑逐一周圍三五五密率相往殊遠，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況即以徑一圍三論之，則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于四尺二寸。總之，根柢不明，故無往而不牴牾也。[216]
然是書辨律呂，明雅樂，既進于經部存目類，必與普通論藝之書分歧，要在以度法繩準十二律，亦自有其可觀處。
七、《莊義要刪》及以儒攝道
孫應鰲的子學研討成績，重要見于《莊義要刪》一書。是書篇前有孫氏《自序》云：
昔陳景元踞郭象、成玄英、文如海各注、疏、正義作《莊子解義》，褚伯秀踞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詳道、王雱、劉槩、吳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無隱各注、論、發題、講語，作《莊子義海纂微》，而景元《解義》亦進此中。余隨仕輒置笥篋，時鏡覽。乃萬歷乙亥（三年，1575）晤少方王公于京邸，少方嗜《莊》篤，每惜注《莊》未幾見。余出《義海》，少方繕寫之。少方即挈往南都使院以別。無何，余賜告歸，乃云南按臺劉九澤氏屬《莊義要刪》余校，則少方至南，以《義海》付周潮陽氏、方新安氏、方莆田氏正音句，剔補諸家蕪雜斷落。乃周潮陽諸氏益以蘇子瞻《廣成解》、少傅蒲州鳳磐張公《補注》及靖江朱得之《通義》，少方更益以少師荊州太岳張公《批評》，總名為《要刪》。[217]
又云南監察御史劉維（九澤）《序》稱：
其書始為太史淮海孫師長教師躲校，間出以語今吏部貳卿少方王公。公任操江時，攜進留都，以示二三博雅正人校訂之，頗有附益。將發刻，以僉院詔進，事中寢。無何，太史同麓余師長教師還朝，見其書，謂猶有要義之當刪者，慨然以為己任，校訖二篇，而纂修務殷，未遑就緒。王公恐是書久不就刻，或致閒逸，函其書以示維。維具辭謀于淮海師長教師……師長教師曰：“二篇增損檃括，極其精要，有功于《莊子》年夜矣。而所裁弗完，未可遽刻，盍先刻原刪？俾讀《莊》者有所考據，以通全文。俟改日新裁者脫稿，重加鐫梓，自可以并行不悖也。”維授命，請師長教師校序。[218]
據以上所說可知，原書乃孫應鰲躲校本，后又由王篆（少方）繕寫并復校，參與校核刪補者另有周光鎬（潮陽）、方揚（新安）、方沆（莆田）等，劉維后期亦與其事，均按專長各有所任。刊刻前孫氏又通校一過，多有訂正或糾改，并撰寫補進序文及凡例，最后由云南布政司左布政使陶幼學等捐俸梓行。故是書開卷下方，均分三行題：“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事清平孫應鰲編校，吏部右侍郎夷陵王篆校錄，巡按云南監察御史江陵劉維校訂。”篇前尚冠有校刊姓氏名錄，凡參與其事者均逐一簽字，核之即今傳萬歷八年陶幼學等刻本，或又據其剞劂地稱萬歷庚辰滇中刊本。考焦竑《莊子翼》已引及是書，《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均有著錄，則該刊本當時流傳較廣，進清后則多遭毀損，乃至莫友芝雖見之吳中，后欲錄副而終不成得。[219]今底本又由《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梓行，遂化身千百而為常見易讀之書了。
《莊義要刪》凡十卷，重要取褚伯秀《莊子義海纂微》，參以其他諸家注《莊》之書，刪其繁而存其要，遂獨樹一幟之書。其前后數次校錄，間附以己意，即所謂“正句讀，剔諸家蕪謬，補二氏之斷落……間或綴數語于褚氏之后”[220]。《義海纂微》引書既多，僅孫氏所舉者已有十余家，補錄者如《莊子解義》，引書亦較為可觀。新增者則有蘇軾《廣成解》、張居正《少師張師長教師批評莊子義》、張四維《莊子鬳齋口義補注》、朱得之《莊子通義》等。書前列有“刪摭采書目”，雖難免有矜奇炫博之嫌，然參與者既多，包養意思引書亦不少，仍有其可觀處。
孫氏認為《莊子》一書：“真趣瀰漫，世所不克不及無，則曰充實不成以已；論其鬯達于初始之樸，則曰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調適而上遂；論其應化解物，則曰理不竭，來不蛻；論其胸次實得，非談話可罄，則曰芒乎昧乎未之盡者。”[221]是以，林希逸以儒家立場解《莊子》，便認為“其書雖為不經，實全國所不成無者”，尤其“年夜綱領、大批旨，未嘗于圣人異……可獨行六合之間，初無獲咎于圣門者”[222]。與林希逸類似，孫應鰲也強調儒家“六經”之外，“自有此一家奇異驚世瑰瑋不常之撰，以震耀人線人心志，非與‘六經’乖反，抑且成濟‘六經’……故泥‘六經’以讀《莊》，則《莊》無稽；執‘六經’以讀《莊》，則《莊》無用；外‘六經’以讀《莊》，則《莊》無據；融六經以讀《莊》，則《莊》無忤。心有識有主，知其所異于圣人若何，所同于圣人若何，所同而異、異而同若何，斯其實睹矣”[223]。具見他是以儒融道，攝道歸儒，不僅對莊子思惟進行儒家化的有用改革，同時更積極擴年夜儒家思惟言說的空間。類似的任務并非僅限于一時一地一人，早在北宋呂惠卿撰《莊子義》，便認為“其書之綱領，尤見于內篇”，而“周之言內圣外王之道，深根固蒂之理，無不備矣”[224]。他實際已將出于《莊子·全國篇》的“內圣外王”一詞，主動納進儒家思惟義理言說脈絡，轉化為儒家以“內外合一”之道為出發點，堅守人間文明幻想事業的歸納綜合性自我表達。而荀子所謂“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全國極矣，故學者以圣王為師”（《荀子·解蔽》），顯然也完整可以用“內圣外王”詞來加以歸納綜合。《禮記·年夜學》的三綱領、八條目，則提醒了“內圣”與“外王”一體兩面買通的能夠，供給理論架構及步步實踐以達勝利的具體方式。宋明理學家之主動改革莊子思惟，當然也有其內部的思惟資源以作觸媒。
較孫應鰲稍晚的焦竑（字弱侯，號澹園），乃泰州學派主要人物，早在其為諸生時，便“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于羅汝芳”，后“定向遴十四郡名流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為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225]而定向與孫應鰲來往亦甚密，觀孫氏文中有《答楚侗公書》即可知之。焦竑既從定向游，必側聞孫氏其人其事。而孫氏有《莊義要刪》，焦竑亦有《莊子翼》，二人均主動調和儒道兩家，當非一時之偶爾。焦竑嘗感歎：“世之學者，顧誻誻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于有，而老、莊詳于無，疑其有分歧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為孔、孟之學者局于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為必通乎無，而后可以用有。于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226]
與焦竑的見解類似，孫應鰲亦強調“下學上達”的主要，但卻主張以儒家的不偏不倚來加以折衷，即只知“上達”不知“下學”，便有能夠成為釋老虛無之說；而只知“下學”不知“上達”，又難免不會淪為世俗功利之學。儒家的中道聰明則必須高低兩頭買通，二者本來可以相輔相成高低一氣貫通。誠如他本身所說：“《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終言‘上天之載’，始終以天，則不偏不倚，不過盡人合天罷了。慎獨者，盡人合天者也。高乎此者，是佛老之空寂；卑乎此者，是世俗之功利。以外乎天也，不中也，不庸也。”[227]之所以要力倡中庸（中道），乃是因為“察其兩端，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應”[228]，既不喪掉自我，也能應變無窮。而言天始終不離人，言人也始終不離天，兩者和合為一，決不成只偏朝一端。如試以其與焦竑比較，則可說焦竑是以莊融儒，力圖透過莊來彌補儒的缺乏；孫氏則是以儒攝莊，盼望通過儒來改革莊，亦即“吾儒能兼二氏，二氏不克不及兼吾儒，此非身體不克不及知，尤不克不及以楮筆盡”[229]。假如說焦竑稍顯銳進或過火，則孫氏似更穩健或允當。
與孫應鰲同時之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又自號攖寧子。所謂攖寧，乃本于莊子“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后成者也”（《莊子·大批師》），故人又多稱其為攖寧師長教師。孫應鰲與王宗沐交誼甚深，應鰲稱宗沐“每相期過，未嘗不賦詩投壺，竭情歡伯，然后別”[230]。宗沐則贊嘆應鰲“經術博詣，尤有師承”[231]。故應鰲有《莊義要刪》，宗沐也有《南華經別編》，前者多以己意出為批語，后者也直抒見解隨處點注，不僅立場雷同，體例亦頗接近。宗沐嘗“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進，已知所謂知己者，在天為不已之命，在人為不息之體，即孔氏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罷了”[232]。可見他在功夫論或本體論上頗受害于莊子，而在主體論或實踐論上又完整歸宗儒家，重視參贊化育的存在論意義，以為性命便是創進不已的完全過程。孫應鰲亦主張“天之生物，如有一刻之停，則造化便息。心之理，如有一刻之閑，則道義便泯”[233]。并多引宋儒之言，如程顥（伯淳）當有言云：“莊生描述，道體最佳”，朱熹（元晦）也說：“天運地處，日月爭所，意有機緘，運轉不得自止。見到此，方說到此。”孫氏據此以為“諸年夜儒精思密考，醞藉于《莊》，所涵泳寔多已”，而“《要刪》各注釋皆與諸年夜儒語合”。[234]可見他既重視透過功夫證進道體，強調以人合天必定涵化出無窮的性命創造活氣，同時也對莊子自然一派真機的哲學思惟加以儒家化的改革，以求更好地充實儒家仁道便是生道的義理脈絡旨趣及內涵。孫、王兩人均同為心學陣營中的主將，又都同治莊子之書，并有興趣以儒釋道或攝道歸儒，顯然也反應了明代三教融會的整體歷史發展趨勢。
孫應鰲以儒學改革《莊》學，幫助儒學的發展，其自己也在多方面地汲取或整合各種思惟文明資源，不斷地豐富本身的理論形態及實踐品德。隋儒王通曾感歎：“通其變，全國無弊法；執其方，全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235]孫氏通過以儒釋道或攝道歸儒的方式來推動儒學的發展，可說樹立了以儒家為本位的“共言九流”或“共敘九疇”的典范，當然不克不及稱其為“皇極之主”，但卻不掉為“圓機之士”。
尤宜留意者，孫氏盡管以儒釋道或攝道歸儒，亦即對道家進行了儒學化的改革，明顯表現出儒家文明立場及其價值取向，但也主張“持《莊》所自言，解《莊》躲《莊》之精微”，反對“多以己意附會緣飾，遂高低收支其議論”。要在“后之人自負自證，契《莊》宗，晤《莊》辭，循《莊》著作功緒，獲《莊》初始之樸，以應化解物，爰成濟‘六經’之用”。[236]后來的方以智撰《藥地抱莊》，也強調“圣學、宗教，各各會通，且得平心，面面可進”，尤其《莊子》一書中，多有“正論奇論，反語隱語，兩未兩造，兼通而中道自顯矣”。[237]好像孫應鰲之注《莊》是要濟“六經”之用，方氏同樣認為“讀圣作當虛心以從經，覽百氏當化書以從我”[238]，仍以儒家思惟統攝道家哲理，兼會通禪宗聰明，最終則活化其用為最基礎目標訴求。方氏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顯然也在沿著孫應鰲等人的門路繼續向前開拓，但后出者必能加密轉精進細，其氣象格式似較後人顯得加倍壯闊巨大。
八、平生詩文的匯刻與流傳
後面屢次引及的《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乃孫應鰲的主要論學撰述，篇前有短序云：“今蒞任伊始，與諸有司教職暨諸生約，分別體要，庶濯磨披抉，免諸紊雜，端緒有稽。由之高低督勸，誠孚罔弗，楙有嘉緒。在諸生是為教學相長，在各官是為法紀相成。”[239]可證乃其提學關西時，以朝廷官員成分刊布的教導科條。其性質相類者另有《幽心瑤草》，鄭珍以為“一篇《瑤草》寄幽心”[240]，乃與黔中學子講學論道殷殷寄語，尤其請求他們“獨立不懼，真是在我，全國非之而不顧者也。豹隱無悶，真得在我，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241]。顯然是以師長立場勸勉家鄉學子，盼望其能涵養獨立人格，構成豪杰精力。盡管《檄文》與《瑤草》均同出一人之手，然一威嚴肅警，一溫潤親切，雖文字風格有異，仍反應了他的倫理教化思惟，值得認真參互比觀。而最能同時反應他的性格世界與思惟世界，無妨反復品讀玩味的，則為他的兩部詩文著作——《孫山甫督學詩集》與《孫山甫督學文集》。
孫應鰲平生詩何為多，文亦不少，即在其生前，便已有人稱其“詩文幾百卷，學者罕能睹其全書”[242]。清初汪之珩輯《東皋詩存》，收其詩九十三首[243]，數量明顯偏少。以后《黔詩紀略》廣載黔人詩作，分四卷支出其各體詩四百五十八首，乃明代詩家進選最多者，仍不到其詩作總量之一半。陳田《明詩紀事》首眼于全國，亦選進其詩十二首。考孫氏平生，均以求仁踐仁為事，故詩作雖多，皆余力為之，絕少引為成績。溫純乃孫氏門下最有影響的關中門生，曾總結師門詩歌創作心路歷程，以為“吾師淮海師長教師故喜為詩已，在蜀登峨眉，陟汶嶺，眺錦江玉壘，盡發為詩，何減工部《夔府》以后諸什？然師長教師深于生命者，自謂詩之一道，雕情繪物，故禁不為已。自鄖中歸，又為之。不用為，不用不為，師長教師深于詩可知已”[244]。足證孫氏以心性涵養及功夫實踐為條件，在為與不為高度自覺之下，一率性靈天然發抒，也創作了不少詩歌作品。《孫山甫督學詩集》即其提學關中時之詩作結集，更早則已有《衡廬游稿》傳世，以后“篤心品德生命之學彌切，故自進蜀后為詩益寡”[245]。證以孫氏“余素亦喜為詩，年來自愧未有萬分之一得處于道，乃漸次離往不為”[246]如此，可知其的確是自覺作詩者，往往不難過度“雕情繪物”，遂一度禁罷停作。為此曾專作《禁語》一篇，強調“不了解，不成以為詩；不知學，不成言詩；斯孔門詩教也”，并明確規定本身，“自今以往，于詩當一字不談，一字不作”。[247]延至歸里再返鄖陽之任，或許是復性的功夫已漸進佳境，深奧的人生親身經歷亦有需要顯發為創作文辭，才以第一義的無為法來任性為之，故雖千萬言而終歸于無言，境界則始終均與形上道體契合。進一個步驟究查緣由，則詩教不僅有裨于造就人才，更主要的是還能轉移習俗風氣，當也是他恢復原有創作熱情的一年夜主要緣由。是時孫氏“精神尚健，才識過之”[248]，加上見道日深，故詩作亦極為可觀，無妨視為心性涵養實踐功夫之產物，是即情為道而道亦可以成詩的必定結果。
非常明顯，人道固有之理世界當然需求開發，但與之相關的情世界亦不克不及任其乾涸。蓋“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情也可彌漫六合，點化客觀世界與主觀人生。孫應鰲便認為：“志之指微矣，是性格之樞管也。有其志然后可言詩，志端則性格得矣，性格得則聲音諧矣。皆天然所疏屬，不成強也。”[249]“理教”當然主要，“情教”似也不成輕忽。他既以“道”為詩的本體論依據，同時也重視“學”的實踐論意義，其所欲表現者顯非風花雪月式的“一時之性格”，而只能是與六合合德的“萬古之性格”[250]。《歸來漫興》一書，即主動罷停后不久，又以新境復筆之作，乃繼《督學詩集》之后，其詩歌作品的又一次主要結集。
今按《孫山甫督學詩集》凡四卷，胡直稱“孫子督學關西，門人嘗刻其詩，曰《督學集》”[251]，所指便是書。是書所收，均為其在陜西提學任上的詩作，書前冠有任瀚、吳懋、喬因羽諸序。此中之任瀚（少海），乃嘉靖八佳人之一，而平生為學，凡“百家二氏之書，罔不搜討”，又曾“反求‘六經’，闡明圣學”，[252]可謂詩文俱佳。考其《序》中有言：“甲子春，（淮海）移鎮劍南，始按部訪予江門釣臺。予逃空谷久，見君嫻雅缊藉，栩栩若生平歡。明日從事來，赍所得南游以后諸體詩五百余篇相印可。”[253]按甲子當嘉靖四十三年（1564），時《督學詩集》已謀鋟版，孫氏乃赍稿往訪任瀚，二人遂有文字交誼。任瀚目光極高，讀其詩贊嘆不已，故除撰序外，復多加圈點論評。今不僅孫氏《詩集》隨處可見任氏評點，即《文集》亦多附載其評語，文字則散見全書留白各處，讀之可識深得孫氏性格真機，詩趣文心皆是以而彰顯發明，最當與孫氏詩文逐條對比互觀。至于剞劂印版時間，考喬因羽嘉靖乙丑（四十四年，1565）冬十仲春序云：“關中士日思見師長教師，乃遂自刻師長教師集。刻成，以躲之正學書院，令關中士讀此集者，因以識師長教師之遺教”[254]如此，則至遲嘉靖四十四年年末已刊刻畢，版即庋躲孫氏曾駐節和經營過的正學書院，以后雖有挖改及重印，不過僅變動個別文字罷了。
暮年返黔鄉居的孫應鰲，詩歌創作作品亦頗豐富。讀其《瑞竹詞十二首》之第八首：“陋巷歸來只一瓢，此君相對日逍遙。悠然如坐虞廷上，雙鳳和鳴葉年夜韶。”[255]即可知其暮年鄉居閑適心情。而歷年詩集亦由清平門人匯刻為《學孔精舍詩稿》六卷，合以文集則稱《學孔精舍匯稿》。后者《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均著錄為“十六卷”，并云“一作《學孔堂稿》”，萬歷《貴州通志·藝文志》則著錄為“一部八冊”[256]。《傳是樓書目》所載亦“十六卷”，分裝“八本”[257]，可證萬歷《貴州通志》著錄者亦必為十六卷本。據劉伯燮序“吾今見孫師長教師選集”如此，可證《匯稿》乃詩文之合編本，即詩與文合編共八冊十六卷，《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萬歷《貴州通志》、《傳是樓書目》所載及劉氏所經眼者，一概為足本。故不僅其歷年所撰詩集，均得以匯編合刻為《詩稿》，即暮年鄉居未收之詩作，亦一并補錄匯進，篇目則當為孫氏所自定。而《匯稿》詩與文均支出此中，乃是當時最全的足本。而“集時時傳域中，類弗全”的現象[258]，從此遂有了明顯的改變。
《學孔精舍匯稿》見于黔省史籍者，另有郭子章《黔記·藝文志》。郭書除著錄《學孔精舍匯稿》外，又載有《學孔精舍論學匯編》《學孔精舍續稿》《孫淮海遺稿》三書[259]。此中《論學匯編》，《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俱作“八卷”進錄，可證其論學之書，如《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幽心瑤草》等，即在孫氏暮年，似亦有了合刻本。至于《匯編》一書，萬歷《貴州通志·藝文志》著錄為“一部四冊”[260]，為“匯編師長教師在秦、在鄖、在廱及友朋相切琢語，時為門下士各編摩之以傳，至是匯而為一也，故題曰《學孔精舍匯編》”[261]。蓋《匯稿》梓行后，又續有新作，則支出《續稿》，當刊于孫氏去世前。《遺稿》萬歷《貴州通志·藝文志》著錄為“一部三冊”[262]，乃孫應鰲病逝后不久，毛在巡按貴州，“檄清平令搜公遺稿，得若干卷，稍為銓次刻之”[263]。則包養軟體孫氏之書，無論生前身后，黔人感其德澤，多已鋟版合刻。然包養app除《學孔精舍詩稿》一書，經艾茂從《匯稿》錄出，遂支出《孫文恭公遺書》，從此得以長期保留外，其余俱已散佚，思之每令人悵惘興嘆。孫氏書院既年夜書“學孔”兩字，合刻之書復以“學孔”冠名，亦可見此中年以后，思惟取向逐漸歸本于孔子仁學，學孔之目標即“求仁”，無論詩文都以此為主旨。調和陸王與程朱包養價格ptt的傾向，愈到暮年表現就愈凸起[264]。
清平孫氏門人合刻《學孔精舍匯稿》之前，《督學詩集》與《督學文集》已先獨自發行，故無論單刻或合刻，孫氏詩文均流傳較廣。然進清以后反多散佚，則與清廷修纂《四庫全書》，多抽毀或禁毀其書有關。考《抽毀書目》即赫然列有“《學孔精舍匯稿》三本”，并明云“書內《世史正綱序》《谷音序》《張浚論》諸篇，語多偏駁，應請抽毀”。[265]按《世史正綱序》《谷音序》兩文，均載于隆慶本《督學文集》之中，唯《張浚論》一篇，未見支出，必撰成于《督學文集》梓行之后，合刻《學孔精舍匯稿》時始補進。據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稿》序：“集首奏疏、經筵講義，順序、傳、碑、銘諸文，次古風、絕、律諸詩。”[266]則《匯稿》必文集在先，詩集在后，而館臣抽毀者，當為文集部門。故《四庫存目》者錄“兩江總督采進本”十二卷，以為較諸“《明史·藝文志》載應鰲《匯稿》十六卷，此本十二卷”；以劉伯燮所撰序文參照，則“第十二卷止于五言律詩，而絕句、七言律詩皆闕，知非足本”。[267]然殘闕而足本的真正緣由，則因為文集部門四卷，多已遭清廷抽毀，遂移置于《四庫存目叢書》。所剩十二卷殘本，亦見《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據《八千卷樓書目》“選集，刊詩六卷，文一卷，附錄一卷本”如此，則文至多已毀往三卷，詩抽出者亦當不少，可見毀損劣跡斑斑俱在，乃是人為有興趣破壞殘存之本。
九、《孫山甫督學文集》與《孫山甫督學詩集》
《學孔精舍匯稿》既遭清廷抽毀，則《督學文集》與《督學詩集》亦必在禁毀之列。兩書原刻本雖流傳極少，幸天壤之廣年夜，仍偶有完全保存。其原刻本《督學詩集》，據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最後庋躲于北平圖書館，凡四卷，分裝二冊[268]。抗戰期間為免兵禍毀損，曾作為善本臨時裝箱輾轉運存于american國會圖書館，后又安然前往祖國，最終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269]。今除臺北躲本外，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京都年夜學人理科學研討所亦有加入我的最愛。原刻本《督學文集》國內早已亡佚，今亦躲于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與京都年夜學人理科學研討所。兩書能免于清廷禁毀嚴令而幸存，亦天不喪文雅之明證乎？
《督學詩集》原由門人初刻于關中正學書院，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著錄為“明嘉靖間刻本”。據卷前吳懋、喬因羽序，當刊刻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270]。而《詩集》既已刊刻蕆事，《文集》之梓行必亦提上議事日程。胡直《刻督學集序》即明云：
孫子督學關西，門人嘗刻其詩，曰《督學集》。今臺山邵子刻躲保寧者，增文類，復仍其名。豈不以孫子寤道得一，自居關中浸盛也夫？孫子名滿全國，而莫逆莫予，若序而傳之，以明孫子之學，非予誰耶？[271]
比對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躲原刻本《孫山甫督學文集》，上引序文文字逐一赫然俱在，唯稍有分歧者，引文中“增文類”三字，原刻本作“皆文類”。又原刻本文末有“嘉靖丙寅孟冬十月之吉，友弟廬陵胡直書”凡一七字，《衡廬精舍躲稿》本省往未錄。按丙寅當嘉靖四十五年（1566），胡直撰序時已在是年“孟冬十月”，則書之剞劂必至次年始能畢役。匯刻其文并躲之保寧者，乃貴州普安州人邵元善。按邵元善，字臺山，嘉靖二十二年（1543）舉人，工吟詠，善詞賦，曾任四川按察僉事，著有《賢奕稿》。陽明黔中親炙門生陳文學撰《陳耀州詩集》二卷，元善嘗為之序。孫應鰲曾讀其《碧云洞賦》[272]，遂有興懷詩，末有句云：“何日褰裳往，同君策杖行。鉤玄紆雅況，發興出高評。獨往探牛斗，相知洽弟兄。”[273]元善兄元吉隱居不仕，應鰲為其撰《邵隱君傳》[274]。均可見彼此交誼之厚。由邵元善負責刊刻孫氏之《文集》，當亦出自后者的委托。
由此可見，孫氏之《督學詩集》刊刻在先，《文集》刊刻在后，本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躲孫氏《文集》，必乃隆慶元年刻本無疑。而《詩集》既已獨立梓行，邵元善相繼其事，匯刻其《文集》，欲合兩書為一編，遂將《詩集》舊版原一至六卷，按卷次逐條挖改為五至八卷，以銜接《文集》一至四卷。《詩集》早刻收詩凡418首，《文集》后刻增文87篇。而胡直序原文“皆文類”之“皆”字，亦據此改為“增文類”之“增”字，雖一字之變動，關系兩書亦年夜。足證文與詩雖各自分冊，然仍前后緊接相續。而《詩集》雖先后兩印，同出一刻，挖改與未挖改，仍略有區別。至于挖改重印時間，亦當與《文集》之刊刻時間雷同。二者必在隆慶元年（1567）無疑。《詩集》后所附隆慶元年御史慈溪顏鯨《贈孫淮海拜年夜中丞節制三藩序》，顯然即重印時補版新增。是時《文集》尚未慘遭抽毀，故《萬卷堂書目》著錄“《山甫集》八卷，孫應鰲”，即此《文集》與《詩集》合編匯刻之八卷足本。《天一閣書目》載“《孫山甫督學集》八卷，刊本，前四卷缺”。則前四卷《文集》顯然已遭清廷抽毀，所傳者不過后四卷《詩集》罷了。
孫氏之書進清后既遭清廷忌禁，故晦隱散佚的情況亦非常嚴重。即如莫友芝在江南廣搜文獻，多方留意鄉人撰述，雖訪得孫氏遺書甚多，皆經莫祥芝匯刻為《孫文恭公遺書》二十卷，惜終未能獲見其《文集》，故只能以附錄方法“補輯雜文”，不過寥寥四篇罷了。近人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廣載各地善本，亦僅著錄《詩集》而不及《文集》，撮要云“原題：‘如皋孫應鰲著，南充當瀚批評。’是集始卷五，終卷八，凡四卷，正與喬因羽序所記卷數相合”。可見前四卷《文集》最基礎未能經眼，所載僅為挖改重印之后四卷《詩集》，天然不明詩與文之前后關系，遂不無迷惑地說：“此本為因羽刻于關中正學書院者，所刻當僅有此數；然其何故自卷五開始，則必因接續前一詩集編卷數者……此《督學詩集》四卷，后來當亦編進《（學孔精言舍）匯稿》中，余尚未見《匯稿》也。”[275]今則完整可以斷言，其所接續者絕非前一詩集之篇卷，而為孫氏自己《文集》之卷次。后來《詩集》雖編進了《匯稿》，《文集》則慘遭抽毀。王氏見其《詩集》而未見《文集》，考清代書目所載亦均為后四卷《詩集》，前四卷《文集》則極少有人說起，當必與《文集》抽毀后原刻已罕為人知有關。
《學孔精言舍匯稿》慘遭抽毀，必定殃及《督學文集》，后人欲究孫氏或黔中王門之學，而一窺其著作之全貌，均難免不悵惘興嘆。迨光緒年間黎庶昌出使japan(日本)，偶于友人中村正派家訪得底本，遂據以重刻于川東巡署，是書始由東瀛回歸故鄉。以后無論平易近國年間南洋官廳增補《孫文恭公遺書》本，抑或貴州文獻征輯館續編《黔南叢書》本，甚至晚近新出的《叢書集成續編》影印《黔南叢書》本，雖一印再印或三印，年夜陸所流傳者均為重印本，盡管仍然不克不及一睹底本舊貌，鄉人仍一概視其為拱璧，以為舊籍重光年夜有功于學術。而清廷斥為“語多偏駁”之《世史正綱序》與《谷音序》兩文，則赫然遭毀而仍俱在。唯《張浚論》一篇未見，似原載于孫氏之《續編》，支出《匯稿》乃遭抽削者。[276]以此揆而推之，則《續編》遭毀之文必多，欲求其完帙，似已極為困難。
與《續編》本所收之文多已散佚明顯分歧，初編《文集》幸尚為完帙足本。即檢讀古人易得之黎庶昌重印之本，或比對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躲原刻本，可知清廷抽毀之《谷音序》一文，不僅譏刺宋臣之降志辱身投元，即在名臣年夜儒亦繩之極嚴，同時更痛斥“胡虜進居帝王位，思以脫溷濁而濯清泠”[277]，乃至任瀚兩次以“痛切”評之[278]。《世史正綱序》更嚴申“統正然后不進蠻夷，不陷禽獸。不進蠻夷，不陷禽獸，然后可為中國主。可為中國主，然后所踐曰天位”[279]。所論全在發抉《年齡》“年夜居正”義旨[280]，以彰明人心，嚴判正閏，區分華夷，辨別王霸，認為王者“未嘗不以兵刑立威”，霸者也時“以仁恩樹德”，但“王者之心公而誠，仁恩兵刑之用各適其宜；伯者之心私而偽，仁恩兵刑之用則濟其欲”[281]。盡管在明人如任瀚看來，孫氏“此等文字，世間不成多見”[282]，揚之不成謂不高，但以清廷立場視之，則甚戮其眼目，犯了心思設防年夜忌，直當痛斥為異類。故雖早已異代隔世，仍目為異己敵仇，不克不及不由而擯之，致使其人其學長期沉晦不彰。而舊籍回歸故國重印，黎氏之功可謂年夜矣。惜后出者多轉輾翻印，非特錯訛頗多，更刪往任瀚之圈點批評，已掉原貌之真。從頭依據原刻影印，仍長期為學界所期盼。
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躲之《孫山甫督學文集》，即今據以影印之隆慶元年原刻初印本，全書依序為卷一至卷四，分裝四冊，卷首胡直《刻孫山甫督學文集序》，以及每卷開卷首行之下端，均鈐有“靜嘉堂躲書”長條印一方，次行落第三行分別題有“如皋孫應鰲著”“南充當瀚批評”字樣。註釋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孫山甫督學詩集》則為隆慶元年挖改重印本，全書依序為卷五至卷八，亦分裝四冊，書前有任瀚、吳懋、喬因羽三序，書后則附任瀚《淮海操有敘》《送淮海孫包養留言板公升觀察使序》及顏鯨《贈淮海師長教師拜年夜中丞節制三藩序》。任瀚《刻孫山甫督學詩集序》，以及卷七、卷八開卷處，加上註釋“六言古”之下端，亦鈐有“靜嘉堂躲書”長形印，每卷開卷首行題“孫山甫督學詩集”，次行落第三行亦分別題有“如皋孫應鰲著”“南充當瀚批評”字樣。註釋亦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兩書均有南充當瀚之圈點評語，稍有分歧者，《文集》之評點題下及天頭空缺均有，《文集》則一概置于各詩之題下，無妨視為一種明代常見之對話式文體。
綜上可知，《文集》與《詩集》，分之當然為兩書，合之則為一集，即所謂《孫山甫督學集》，觀卷一至卷八每卷末均有“《督學集》×卷終”字樣可知。按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著錄：“《孫山甫督學文集》四卷，明孫應鰲撰，任翰評，明嘉靖刊，林家舊躲。與《文集》版式撰人雷同而共躲一處者，另有《（孫山甫督學）詩集》四卷。”[283]又嚴紹蕩《日躲漢籍善本書錄》亦載有《孫山甫督學文集》四卷，并云：“明嘉靖年間刊本，靜嘉堂文庫躲本。按靜嘉堂文庫躲此統一刊本兩部。一部原系江戶時代林氏年夜學頭家舊躲，后歸中村敬宇，共四冊。一部共八冊。”[284]以上“嘉靖刊”或“嘉靖年間刊本”之說雖未準，“一部共八冊”亦應為《文集》《詩集》“八卷”合計之數，不克不及僅著錄《文集》而遺漏《詩集》，然仍可見其書正為國內流進東瀛之原刻足本。黎庶昌曾獲見于中村正派家中，后又輾轉進躲靜嘉堂。唯原刻本《詩集》四卷，黎氏當從未經眼。今能據兩書足本從頭影印，豈非學林一年夜快事乎？
孫應鰲當然為明代思惟界主要人物，讀其《淮海易談》與《四語近語》即可知之，郭子章撰《黔記》即將其進于理學人物傳。然孫氏同時也是明代文壇卓有成績之大師，讀其《文集》《詩集》亦可知之，當時“廷論”便“以師長教師文行宜為學者宗師”[285]。盡管其“余事為詩，當弇洲、于鱗、明卿諸子雄長壇坫時，使其拔幟并馳，正不知誰執盟主，而師長教師不屑也”[286]。但其與詩壇“后七子”如謝榛、王世貞、吳國倫等多有詩歌頌答，彼此之間都留下了大批詩歌作品，平生文學成績仍不成輕易低估。任瀚當時就認為“其詩包養俱樂部蔚然有江左風流，其雋永閎鬯，自鮑、謝諸人不克不及過也”[287]。后來的莫友芝也指出其“五言樂府，沉雄森秀，直逼魏晉，而無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體，舒和蒼潤，品亦在初盛唐間”[288]。自明以迄晚清，眾口一詞，都極力贊嘆，評價甚高。
孫氏曾撰《古文關鍵》序，強調文章之要，在“與神合，不用言閑習”，倘以“終身如一日之心求之，則至精之微”[289]。時人以為“觀此一序，則淮海之精妙于文見矣”[290]。其“文在詩右”[291]，舉其要者如《題孔子小景》《植柏記》《菊記》等，“皆莫（友芝）氏伯仲所未睹，時一諷誦，益忻慕無窮”[292]。好像其經部撰述及其他論學專文一樣，詩作何嘗不是其精力之所凝會？當為實存主體心性境域之如實投射，乃是立體顯用、執一御萬，亦即“至一者之無為為之而不克不及不為”[293]的必定結果。故曰：“豈非天實俾之以東北哉？河東而北，龍山而東，粵東而南，自今曰黔南以西孫師長教師焉，吾道年夜明日中天矣。”[294]
《孫山甫督學文集》與《孫山甫督學詩集》底本，長期躲于japan(日本)靜嘉堂，國人鮮有能一睹其原貌者。今幸得以影印方法從頭發行，俾能廣泛流傳而又不掉原書之真，則多賴japan(日本)群馬年夜學石田肇傳授大力襄助。余與石田肇師長教師交已近四十年，面晤少而通訊多，然詞組會心，相知頗深，尤其治學取徑多有分歧，得掉利害概能坦白婉言。猶憶二十世紀末，余受弘福寺方丈慧海上人委托，搜考歷代黔僧典籍，編纂《黔靈叢書》，一時資料匱乏，茫然無從措手。石包養一個月價錢田師長教師聞訊后，盡其才能所及，凡其能查尋覓見者，均源源滾滾，不斷惠贈，《叢書》遂得以順利年夜規模結集出書，并深得學術界廣泛好評。石田師長教師又專程赴黔，余二人相聚于靈山妙水之間，喝茶彈琴，論道談藝，并同往遵義沙灘，詢問掌故舊聞，同謁黎庶昌墓，相得甚歡。今又隔二十年，知余與淮海師長教師有文字因緣，先收拾其《淮海易談》，又遍搜其明刻底本，苦于不克不及得，遂遠道寄贈，令我興奮不已，以為良知難得。感佩之余，無從答謝，乃亟謀剞劂，而得孔學堂書局資助，遂使其化身千萬，非特充實黔中王門研討珍籍，嘉惠后學，亦見證兩國平易近間一起配合友誼，樹立典范。復詳考孫氏平生學思歷程及其撰述成績，庶幾讀是書能知其人其學焉。
注釋：
[1]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清同治十三年遵義唐氏夢研齋金陵刻本，第5頁。
[2]孫應鰲：《孫山甫督學集》，貴陽：孔學堂書局，2021年。
[3]丘禾實：《孫文恭師長教師傳》，《循陔園集》卷五，明萬歷四十一年刻本，第31頁。
[4]陳尚象：《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鰲墓志銘》，引自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三，貴陽：貴州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第472頁。
[5]萬歷《貴州通志》卷十三，第225頁。
[6]近年發現的《清平孫文恭公祠族譜》（孫鳴鴻祖等編印，2002年內部印本）載孫應鰲之曾祖翰為成化丁酉（十三年，1477）舉人，祖父重為正德庚午（五年，1510）舉人，父衣為嘉靖辛卯（十年，1531）舉人，雖未必完整可以信據，亦可見其由軍職人員向文明世家轉化的痕跡，重要的途徑則為科舉進世，足以反應家族文明成分認同和選擇。
[7]孫應鰲：《合壽遙祝乞語》，《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15年，第279頁。
[8]以上均見孫應鰲：《祭叔父南本來生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97、296頁。
[9]孫應鰲：《學孔精舍詩稿》卷一，《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貴陽：貴州平易近族出書社，2016年，第138—139頁。
[10]萬歷《貴州通志》卷十三，第228頁。
[11]孫應鰲：《學孔精舍詩稿》卷一，《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39頁。
[12]胡直：《衡廬精舍躲稿》卷十二，《胡直集》，張昭煒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第245頁。
[13]郭子章：《陜西道監察御史吉庵許公墓志銘》，按《墓志銘》1996年出土于貴陽東山曬田壩許氏古墓葬，參見趙小帆：《試論許氏家族：讀〈許一德墓志銘〉》，《貴州文史叢刊》2007年第4期。
[14]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九，第21頁。
[15]王耒賢：《許一德墓志銘》，引自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四十七，成都：東北路況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第1008頁。
[16]康熙《貴州通志》卷二十，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17]道光《貴陽府志》卷五十，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05年，第961頁。
[18]鄒元標：萬歷《貴州通志》序，萬歷《貴州通志》卷一，第1頁。
[19]參見張新平易近：《東北邊地士年夜夫社會的產生與精英思惟的發展——兼論黔中陽明心學地區學構成的歷史文明佈景》，《國際陽明學研討》2013年第3輯。
[20]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傳習錄拾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9頁。
[21]李獨清：《孫文恭公年譜初稿·自序》，《潔園集》，昆明：云南國民出書社，2013年，第427頁。
[22]平易近國《修文縣志》卷八，貴陽：修文縣處所志辦公室，2009年，第316頁。
[23]道光《貴陽府志》卷六十，第1148頁。按“貴州書院”當作“文明書院”，有明代貴州巡撫郭子章“文成既進文明書院，公（席書）暇則就書院論學”之說可證，郭說詳見郭子章：萬歷《包養網ppt黔記》卷三十九，第874頁。
[24]嘉靖《貴州通志》卷六，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15年，第299頁。
[25]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三，第12頁。
[26]由于明代貴州布政使司、貴州宣慰使司、貴州衛、貴州前衛均同駐貴陽府城，故歷代處所志乘記當地人之里貫，或謂貴州布政司人，或謂宣慰司人，或謂貴州衛人，或謂貴州前衛人，實均可謂貴陽人，而陳文學、湯冔、葉梧三人，亦當為同郡人。參見平易近國《修文縣志》卷八，第316頁。
[27]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19頁。
[28]道光《貴陽府志》卷七十三，第1297頁。
[29]蔣信：《贈焦雪山督學序》，《蔣道林文粹》卷二，劉曉林校點，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45頁。
[30]嘉靖《重建如皋縣志》卷八，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第19頁。
[31]萬斯同：《孫應鰲傳》，《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北京圖書館躲清鈔本，第501頁。
[32]謝圣綸：《興賢書院記》，引自謝圣綸：《滇黔志略》卷二十一，古永繼點校，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08年，第266頁。
[33]錢穆：《國史年夜綱》（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740頁。
[34]丘禾實：《孫文恭包養留言板師長教師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1頁。
[35]郭子章：萬歷《黔記》卷三十，第693頁。
[36]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24頁。
[37]嘉靖《貴州通志》卷九，第420頁。
[38]陳矩《重印〈淮海易談〉跋語》稱孫應鰲“受知督學貴溪徐樾，為陽明再傳門生”；黎庶昌《刻孫淮海師長教師〈督學文集〉序》認為其“傳陽明王氏之學于貴溪徐樾波石，即能洞徹知己之弊”。當一并參閱。陳說見孫應鰲：《淮海易談》，張新平易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87頁；黎說則見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卷二，《黎庶昌選集》（第1冊），黎鐸、龍先緒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第59頁。
[39]孫應鰲：《〈道林師長教師諸集〉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6頁。
[40]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26頁。
[41]趙錦元：《蔣道林師長教師文粹序》，蔣信：《蔣道林文粹》，劉曉林校點，第4頁。
[42]《明史·儒林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222頁）：“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主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主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全國，流傳逾百年。”江門心學重要以陳獻sd包養章、湛若水為代表，流傳不廣；姚江心學則由王守仁一手開創，影響遍全國。
[43]萬歷《貴州通志》卷二，第34頁。
[44]孫應鰲：《祭蔣道林師長教師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94頁。
[45]萬歷《貴州通志》卷十三，第227頁。
[46]丘禾實：《孫文恭師長教師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4頁。
[47]孫應鰲：《〈正學心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0頁。
[48]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躲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3頁。
[49]孫應鰲：《〈衡廬詩稿〉后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2頁。
[50]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4頁。
[51]孫應鰲：《正學師長教師道林蔣公墓志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7頁。
[52]蔣信：《壽裘魯江正郎七十序》，《蔣道林文粹》卷一，劉曉林校點，第38頁。
[53]孫應鰲：《蔣見岳〈初衷稿〉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7頁。
[54]張廷玉等：《蔣信傳》，《明史》卷二百八十三，第7268頁。
[55]蔣信：《學者須先識仁》，《蔣道林文粹》卷七，劉曉林校點，第179頁。
[56]以上均見孫應鰲：《四書近語》卷一，《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60頁。按文中之“明新”兩字，似即《年夜學》“明明德”及“新平易近”之省寫。然所謂“新平易近”，孫氏既引古本《年夜學》作“親平易近”，則頗疑“明新”當改作“明親”。
[57]孫應鰲：《賀姜泉南公壽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5頁。
[58]孫應鰲：《〈正學心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1頁。
[59]王畿：《與孫淮海》，《王畿集》卷十，吳震編校收拾，南京：鳳凰出書社，2007年，第239頁。
[60]王守仁：《傳習錄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一，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頁。
[61]以上均見王畿：《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引王守仁語，《王畿集》卷十三，吳震編校收拾，第343頁。
[62]黃宗羲：《郎中王龍溪師長教師畿》，《明儒學案》卷十二，沈芝盈點校，第240頁。
[63]顏鯨：《〈教秦總錄〉后序》，孫應鰲：《教秦總錄》，japan(日本)內閣文庫躲明隆慶二年刻本。
[64]孫應鰲：《正學師長教師道林蔣公墓志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5頁。
[65]孫應鰲：《學孔精舍詩稿》卷三，《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79頁。
[66]任瀚：《承平興國宮用王龍溪韻》題下評語，見孫應鰲：《孫山甫督學詩集》卷六，《孫山甫督學集》，第397頁。
[67]丘禾實：《孫文恭師長教師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2頁。
[68]萬斯同：《孫應鰲傳》，《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北京圖書館躲清鈔本，第500頁。
[69]雍正《陜西通志》卷五十二，《四庫全書》本，第40頁。
[70]任瀚：《題〈教秦緒言〉短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364頁。
[71]溫純：《歸來漫興序》，《溫恭毅集》卷七，《四庫全書》本，第12頁。
[72]見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原碑存于西安碑林，又見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87、289頁。
[73]王守仁：《教條示龍場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20頁。
[74]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破迷》，《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89—290頁。
[75]王宗沐：《贈淮海孫公序》，《敬所王師長教師文集》卷五，明萬歷元年福建劉良弼刻本，第11頁。
[76]宋儒張載曾指出：“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假如說宋代已出現了道學、政術決裂為二的現象，那么明代顯然加劇了決裂的水平，但并不排擠個別堅持價值幻想的知識精英，仍通過本身的行為實踐使其獲得了整合。張說見張載：《張載集·文集佚存·答范巽之書》，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349頁。
[77]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張文忠公選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57頁。
[78]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規讓》，《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91頁。
[79]王守仁：《與辰中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76頁。
[80]以上分見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89、288、291頁。
[81]孫應鰲：《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第458頁。
[82]以上均見王守仁：《答南元善》，《王文成公全書》卷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56頁。
[83]馮從吾：《瑞泉南師長教師》，《關學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2頁。
[84]孫應鰲：《賀姜泉南公壽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5頁。
[85]天啟《渭南縣志》卷二，今天啟元年刻本，第10頁。
[86]孫應鰲：《賀姜泉南公壽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4頁。
[87]任瀚：《題〈教秦緒言〉短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364頁。
[88]溫純：《歸來漫興序》，《溫恭毅集》卷七，第12頁。
[89]孫應鰲：《正學師長教師道林蔣公墓志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7頁。
[90]溫純：《與孫南翁師長教師》，《溫恭毅集》卷二十八，第5頁。
[91]王畿：《與孫淮海》，《王畿集》卷十，吳震編校收拾，第239頁。
[92]參見劉宗鎬：《論關學的心學化及其價值》，《人文雜志》2018年第12期。
[93]孫應鰲：《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84頁。
[94]孫應鰲：《國子監祭酒司業題名記》，引自唐文慶、李宗昉：《欽定國子監志》卷六十三，北京：北京古籍出書社，1998年，第1134頁。
[95]王守仁：《與黃宗賢》，《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87頁。
[96]張居正：《請戒諭群臣疏》，《張文忠公選集》，第19頁。
[97]以上均見孫應鰲：《懇乞圣明裒集英才以弘教導事疏》，引自王材、郭鎜：《皇明太學志》卷九，嘉靖三十八年國子監刻，隆慶萬歷遞修本，第41—42頁。
[98]丘禾實：《孫文恭師長教師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4頁。
[99]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3頁。
[100]談遷：《國榷》卷六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288頁。
[101]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九，秦克誠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第313頁。
[102]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張文忠公選集》，第57—58頁。
[103]孫應鰲：《學孔精舍詩稿》卷四，《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09頁。
[104]以上均見張居正：《與中丞孫淮海》，《張太岳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4年，第245頁。
[105]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4頁。
[106]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十七，趙平略點校，第437頁。
[107]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2頁。
[108]孫應鰲：《瑞竹詞十二首·弁言》，《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74頁。
[109]孫應鰲：《平明草堂詠懷》，《學孔精舍詩稿》卷二，《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93頁。
[110]萬歷《貴州通志》卷十三，第227頁。
[111]丘禾實：《孫文恭師長教師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4頁。
[112]參見李獨清：《孫文恭公年譜初稿》，《潔園集》，第533—536頁。
[113]孫應鰲：《瑞竹詞十二首·弁言》，《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74頁。
[114]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6頁。
[115]胡直：《學孔書院記》，《衡廬精舍躲稿》卷十二，《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257頁。
[116]參見張昭煒：《胡直集·編校幫助》，第2頁。
[117]孫應鰲《正學心法》序曾提到：“楚侗耿子語鰲曰：‘子今為仁，廬山子其依也。’故鰲愿與胡子以此學相終身，且效于同道云。”文中所本即此。見孫應鰲：《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1頁。
[118]孫應鰲：《四書近語·自序》，《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5頁。
[119]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80頁。
[120]孫應鰲：《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第458頁。按《幽心瑤草》又題作《寄學孔書院諸會友瑣言》，乃孫氏初次致仕復官寫給清平學孔書院諸門生的勵志進學寄語。
[121]吳國倫：《懷孫祭酒山甫》，《甔甀洞稿》卷六，明萬歷刻本，第9頁。
[122]田雯：康熙《黔書》卷下，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合刊本，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1992年，第91頁。
[123]孫應鰲：《學孔精舍詩稿》卷一，《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41頁。
[124]莫友芝：《郘亭遺詩》卷四，《莫友芝詩文集》，張劍等編輯點校，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9年，第350頁。
[125]以上均見郭子章：《孫應鰲祠記》引鄒元標、胡直語，萬歷《黔記》卷十七，趙平略點校，第437頁。
[126]俞年夜猷：《正氣堂集·與孫淮海書》，轉引自陳桂炳：《俞年夜猷與閩學》，陳繼川、俞建輝主編：《俞年夜猷研討論文集》，廈門：廈門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第312頁。
[127]夏燮：《明通鑒》卷六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914頁。
[128]王畿：《與孫淮海》，《王畿集》卷十，第239頁。
[129]詳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五，沈芝盈點校，第815—816頁。
[130]焦竑：《露臺耿師長教師行狀》，《焦氏澹園集》卷三十三，明萬歷三十四年刻本，第18頁。
[13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01頁。
[132]詳見耿定向：《薛文肩公傳》《白沙陳師長教師傳》《新建侯文成師長教師世家》，《耿定向集》卷十三，傅秋濤點校，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年夜出書社，2015年，第509—542頁。
[133]以上均見耿定向：《與吳伯恒》，《耿定向集》卷六，傅秋濤點校，第219—220頁。
[134]孫應鰲：《答楚侗公書》，《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8頁。
[135]反對張居正毀書院、禁講學最劇烈的是何心隱，曾明確表現：“學則學矣，奚必講耶？必學必講也，必有原以有事于講，必不容不學不講也。……不有所講，則不有所誨，而不有所傳矣。而容不有講耶？有言必有講，以誨以傳于講也。是故學也者，學乎其所講也，不有講而奚有學耶？”孫應鰲雖未見公開反對的言辭，但他堅持創辦書院并聚徒講學，乃可視為無聲的抗議，耿定向頌其“高誼”，必與此有關。何說見何心隱：《何心隱集》卷一，容肇祖收拾，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頁。
[136]駱問禮：《講學好善》，《萬一樓集》卷四十八，清嘉慶年間活字本，第12頁。
[137]萬歷《貴州通志》卷十三，第227頁。
[138]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3頁。
[139]謝圣綸：乾隆《滇黔志略》卷二十二，古永繼點校，第281頁。
[140]趙吉人：《續表忠記》，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60頁。
[141]鄒元標：萬歷《貴州通志·序》，第1頁。按文中之陳君即撰《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鰲墓志銘》之陳尚象，乃鄒元標黔中進門門生。
[142]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3—4頁。
[143]孫應鰲：《答楚侗公書》，《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7頁。
[144]鄭珍：《巢經巢詩鈔后集》卷三，《鄭珍選集》（第6冊），黃萬機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第287頁。
[145]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146]薛繼茂：《再廣解額疏》，引自萬歷《貴州通志》卷十九，第354頁。
[147]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6頁。
[148]萬歷《貴州通志》卷十三，第227頁。
[149]凌惕安：《咸同貴州軍事史》，張祥光、郎啟飛點校，《續黔南叢書》（第2輯），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12年，第545頁。
[150]賀長齡：《〈清平縣志〉序》，《耐庵文存》卷二，《賀長齡集》，雷樹德校點，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487頁。
[151]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4頁。
[152]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十七，趙平略點校，第437頁。
[153]孫應鰲：《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北京：北京出書社，1997年，第271頁。
[154]以上均見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93頁。
[155]隆慶二年本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江蘇如皋市圖書館均有庋躲，曾進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見《江蘇文明年鑒》編纂委員會編：《江蘇文明年鑒（2010）》，揚州：廣陵出書社，2011年，第353頁。
[156]孫應鰲：《淮海易談·題辭》，張新平易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頁。
[15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七，第56頁。
[158]王守仁：《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309頁。
[159]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4頁。
[160]蔣信：《白兆山房說》，《蔣道林文粹》卷四，劉曉林校點，第116頁。
[161]王守仁：《傳習錄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7頁。
[162]王守仁：《傳習錄中》，《王文成公全書》卷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4頁。
[163]孫應鰲：《雜談》，《淮海易談》卷四，張新平易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79—180頁。
[164]孫應鰲：《讓溪書院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57頁。
[165]方以智：《易余正身》，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1冊），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26頁。
[166]以上均見孫應鰲：《淮海易談》卷四，張新平易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65—166頁。
[167]李颙：《讀書次序遞次·易經本義》，《二曲集》卷八，陳俊平易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0頁。
[168]陳矩：《重印〈淮海易談〉跋》，孫應鰲：《淮海易談》，張新平易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87頁。
[169]黎庶昌：《刻孫淮海師長教師〈督學文集〉序》，《拙尊園叢稿》卷二，《黎庶昌選集》（第1冊），黎鐸、龍先緒點校，第59頁。
[170]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3年，第374頁。
[17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第1167頁。
[172]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173]參見劉漢忠：《孫應鰲生平、著作的再考核》，《貴州文史叢刊》1994年第5期。
[174]黃省曾：《〈左粹類纂〉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52頁。
[175]以上均見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第374頁。
[176]孫應鰲：《〈左粹題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1頁。
[17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第1167頁。
[178]劉知幾：《史通》卷四，引自張振珮：《史通箋注》，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1985年，第524頁。
[179]黃省曾：《〈左粹類纂〉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51頁。
[180]施仁：《左粹類纂·凡例》，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52頁。
[181]孫應鰲：《〈左粹題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1頁。
[182]以上均見孫應鰲：《制命》，《左粹題評》卷一，《孫應鰲選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55頁。
[183]莫祥芝：《孫文恭公遺書》，《孫文恭公遺書敘錄》，清光緒六年莫祥芝刻本。
[184]李獨清：《潔園集》，《孫文恭公年譜初稿》，第487頁。
包養心得[185]戴嗣方：《重刻〈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8頁。
[186]唐伯元：《與叔時季時》，引自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四十二，沈芝盈點校，第1021頁。
[187]按程顥之說原作：“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罷了。”孫氏易“理”為“體”，雖一字之改，意義變動亦年夜。蓋“理”多與“事”連用，以理事圓融為最基礎，“體”則多與“用”并置，以體用一源為畢竟。據此可知孫氏既援用程氏之說，又改革了程氏之說，類似例證尚多，不遑逐一條舉。程說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頁。
[188]孫應鰲：《四書近語》卷一，《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9頁。
[189]戴嗣方：《〈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7頁。
[190]劉元卿：《河南憲僉聚所鄒君行狀》，《詩文集》卷八，《劉元卿集》，彭樹欣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第286頁。
[191]鄒德涵：《上孫淮海公》，《鄒聚所師長教師文集》卷四，南京圖書館躲明萬歷年間鄒袠、鄒袞刻本，第18頁。
[192]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編序》，《鶴鳴集》卷十九，明萬歷十四年鄭懋洵刻本，第16頁。
[193]孫應鰲：《四書近語》卷四，《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07頁。
[194]孫應鰲：《四書近語》卷四，《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07頁。
[195]孫應鰲：《答楚侗公書》，《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8頁。
[196]王橒《〈四書近語〉序》稱孫應鰲“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旨……每發一論，親切著明，與朱注相表里”，當一并參閱。見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6頁。
[197]戴嗣方：《〈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7頁。
[198]陸隴其《四書講義包養金額困勉錄》卷九《雍也》引孫淮海之言云：“不曰道而曰夫子之道，既曰說夫子之道而又諉于力缺乏，是在圣人身上尋求，而非本身心上尋求，徒說以口耳，而非說之以心者，宜乎自謂力缺乏也。”同書卷十《述而》又引孫淮海之言云：“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均可見孫氏不僅在上思惟言說有凸起的心學立場特征，即在施教方式上也有明顯的陽明學派風格。
[199]明人駱問禮曾以孫應鰲之《雍諭》一書為例，稱“《雍諭》謂《論語》中孔子自言，則曰‘從心所欲，不逾矩’；稱顏子，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必到孔子位置，心才不逾矩；到顏子位置，心才不違仁，其難這般！”并據此批評“晚世講學者于圣賢操存涵養功夫全不睬會，乃說的都是生知安行的話，真似他已不逾矩不違仁者。吾誰欺？欺天乎？此一段極中今時學者之弊，極為陽明師長教師知己之切劑，但其別說，畢竟歸陽明師長教師法門”。其說極中肯，可證孫氏學風之穩健篤實，以及調和程朱與陸王，而又歸宗陽明，力矯王門后學弊端之盡力。此說較戴嗣方為早，二者正可互參。見駱問禮：《雍諭》，《萬一樓集》卷四十八，清嘉慶年間活字本，第9—10頁。
[200]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四，第519頁。
[201]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十四，趙平略點校，第355頁。
[202]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6頁。
[203]俞年夜猷：《正氣堂集·與孫淮海書》，轉引自陳桂炳：《俞年夜猷與閩學》，陳繼川、俞建輝主編：《俞年夜猷研討論文集》，第312頁。
[204]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拾：《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撮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39頁。
[205]參見張新平易近：《明代年夜儒孫應鰲及其著作考論》，《貴州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張新平易近：《論〈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批評方式》，《中華典籍與學術文明》，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8年，第273—274頁。
[206]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6頁。
[207]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七，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第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第4601頁。
[208]詳見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6年，第579—670頁。
[209]以上均見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94頁。
[210]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79頁；戴嗣方：《重刻〈四書近語〉序》，孫應鰲：《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58頁。
[21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九，第333頁。
[212]《四庫采進書目·兩江第二次書目》，吳慰祖校訂，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49頁。
[213]冒廣生：《柏齋師長教師樂府序》，《冒鶴亭詞曲論文集》，冒懷辛收拾，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年，第500頁。
[214]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撮要稿》，吳格收拾，上海：包養甜心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5年，第110頁。
[215]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經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第400頁。
[21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九，第333頁。
[217]孫應鰲：《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0頁。
[218]張維：《刻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3—274頁。
[219]詳見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220]周光鎬：《莊義要刪摭采書目》按語，《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82—283頁。
[221]孫應鰲：《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1頁。
[222]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發題》，昆明：云南國民出書社，2002年，第1—2頁。
[223]孫應鰲：《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1頁。
[224]呂惠卿：《莊子義·進莊子義表》，引自湯君：《莊子義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頁。
[225]張廷玉等：《焦竑傳》，《明史》卷二百八十八，第7392頁。
[226]焦竑：《莊子翼·敘》，明萬歷十六年長庚館刊本；參閱郎擎霄：《莊子學案》，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1992年，第346頁。
[227]孫應鰲：《中庸》，《四書近語》卷二，《孫應鰲選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78頁。
[228]方以智：《讀書類略提語》，《通雅》卷首之二，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4冊），第39頁。
[229]胡直：《太虛軒稿·與孫淮海書》，《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859—860頁。
[230]孫應鰲：《菊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57頁。
[231]王宗沐：《贈淮海孫公序》，《敬所王師長教師文集》卷五，第11頁。
[232]黃宗羲：《侍郎王敬所師長教師宗沐》，《明儒學案》卷十五，沈芝盈點校，第315頁。
[233]孫應鰲：《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第458頁。
[234]孫應鰲：《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2頁。
[235]王通：《中說》卷四，鄭春穎：《文中子中說譯注》，哈爾濱：黑龍江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69頁。
[236]孫應鰲：《〈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0—272頁。
[237]方以智：《藥地抱莊·發凡》，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2冊），第12頁。
[238]方以智：《讀書類略提語》，《通雅》卷首之二，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4冊），第39頁。
[239]孫應鰲：《諭陜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87頁。
[240]鄭珍：《巢經巢詩鈔后集》卷三，《鄭珍選集》（第6冊），黃萬機等點校，第287頁。
[241]孫應鰲：《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第459頁。
[242]劉伯燮：《孫師長教師格言序》，《鶴鳴集》卷十八，第21頁。
[243]《東皋詩存》凡四十八卷又《詩余》四卷，今另有清乾隆三十一年文園刻本。
[244]溫純：《歸來漫興序》，《溫恭毅集》卷七，第11頁。
[245]吳懋：《督學詩集序》，孫應鰲：《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6頁。
[246]孫應鰲：《〈衡廬詩稿〉后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2頁。
[247]孫應鰲：《禁語》，《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0—281頁。
[248]胡直：《太虛軒稿·答淮海書》，《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859頁。
[249]孫應鰲：《重刻〈海叟集〉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99頁。
[250]黃宗羲：《文約·馬雪航詩序》，沈善洪主編：《黃宗羲選集》（第10冊），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1993年，第91頁。
[251]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躲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3頁。
[252]張廷玉等：《任瀚傳》，《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第7371頁。
[253]任瀚：《刻孫山甫督學詩集序》，孫應鰲：《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1頁。
[254]喬因羽：《督學詩集序》，孫應鰲：《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9頁。
[255]孫應鰲：《瑞竹詞十二首》，《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274頁。
[256]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四，第519頁。
[257]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清道光八年味經書屋鈔本，第19頁。
[258]以上均見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稿序》，《鶴鳴集》卷十九；又見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三，第451頁。引文中之“見”字，萬歷《貴州通志》作“睹”。
[259]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7頁。
[260]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四，第519頁。
[261]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編序》，《鶴鳴集》卷十九，第14頁。
[262]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四，第519頁。
[263]毛在：《孫淮海遺稿序》，引自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7頁。
[264]劉伯燮曾總結孫應鰲平生思惟變化，稱：“師長教師自少穎悟絕倫，博極群書，時已志于道。長游四方，得定性求仁之學于宋年夜儒程純公，中歸本于學孔，故是稿（《學孔精舍匯稿》）標以‘學孔’云。”文中所言本此。劉說見《學孔精舍合稿編序》，引自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7頁。
[265]英廉等編：《全毀抽毀書目·抽毀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3頁。
[266]見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三，第451頁。
[26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八，第1600頁。
[268]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第632頁。
[269]參見趙廣升、朱崇先：《〈孫山甫督學集〉版本考述》，《文獻》2016年第1期。
[270]《督學詩集》吳懋序撰于“嘉靖甲子”，喬因羽序則作于“嘉靖乙丑”。按“甲子”當嘉靖四十三年（1564），“乙丑”則為嘉靖四十四年（1565），具見是書之刊刻當謀始于嘉靖四十三年，必延至次年乃蕆事，而刻今年代亦必以嘉靖四十四年為準。
[271]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躲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3頁。按此標點本乃以北京年夜學圖書館躲明萬歷乙未增刻本為藍本，以《四庫全書》本及清光緒二十九年齊思書塾刻本為參校本收拾而成。
[272]按碧云洞在普安州南三里，外狹內曠，懸崖怪石，不成名狀。郭子章撰《僉事邵元善傳》，附其賦包養甜心于傳后。見郭子章：萬歷《黔記》卷四十八，趙平略點校，第1013—1015頁。
[273]孫應鰲：《邵臺山寄碧云洞賦到輒興遠懷》，《學孔精舍詩稿》卷三，《孫應鰲選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收拾，第198頁。
[274]見孫應鰲：《邵隱君傳》，《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9—250頁。
[275]以上均見王重平易近：《中國善本書撮要》，第632頁。
[276]參見張新平易近：《明代年夜儒孫應鰲及其著作考論》，《貴州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277]孫應鰲：《〈谷音〉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4頁。
[278]任瀚：《谷音序》天頭評語，孫應鰲：《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孫山甫督學集》，第45頁。
[279]孫應鰲：《〈世史正綱〉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94頁。
[280]《年齡公羊傳·隱公三年》：“故正人年夜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即強調一切政治行為都必須守正，無論屈伸順逆都無破例。
[281]孫應鰲：《王霸辯》，《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5頁。
[282]任瀚：《〈世史正綱〉敘》題評，孫應鰲：《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孫山甫督學集》，第17頁。
[283]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昭和五年（1930），第732頁。
[284]嚴紹蕩：《日躲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700頁。以上兩條資料，趙廣升、朱崇先《〈孫山甫督學集〉版本考述》（載《文獻》2016年第1期）均已引及。
[285]吳懋：《督學詩集序》，孫應鰲：《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5頁。
[286]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287]任瀚：《刻孫山甫督學詩集序》，孫應鰲：《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1—292頁。
[288]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289]孫應鰲：《〈古文關鍵〉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93、194頁。
[290]任瀚：《〈古文關鍵〉敘》題評，孫應鰲：《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孫山甫督學集》，第15頁。
[291]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附錄》卷一，邱麗玟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9年，第109頁。
[292]宗孝忱：《長安碑林孫文恭公遺刻記》，轉引自劉漢忠：《關于明史無孫應鰲傳及有關考證》，《貴州文史叢刊》1994年第2期。
[293]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躲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2頁。
[294]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編序》，《鶴鳴集》卷十九，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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