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討的三個階段
作者：丁四新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十二日癸丑
耶穌2019年5月16日
摘要：以20世紀90年月初和21世紀10年月初為界，近四十年關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討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屬于初步檢查期，學者論證了《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蒲月的觀點，否認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而實行這一政策的說法；不過，對于這兩句話畢竟是由誰提出來的問題，學者廣泛缺少摸索的興趣。第二階段屬于深刻辯論期，這兩句話產生了兩種用法，貶義用法認為它們在思惟上屬于專制性質，褒義用法則認為它們是對漢代學術思惟政策的恰當描寫。對于武帝或漢代能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問題，學者提出了多種意見；同時普通不否認班固“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歸納綜合。第三階段屬于學術總結期，有多篇綜述發表，有多位學者認為易白沙是這兩句話的真正提出者。今朝，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討仍有待深刻，有待于構成新的學術共識。
關鍵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人三策》；專制；漢武帝；易白沙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兩句眾所周知的口號。近四十年來，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其相關問題，學者發表了大批論文，展開了耐久的學術反思和爭論。這場爭論和反思不屬于政見之爭，而屬于時過境遷的學術“較真”，既解決了一些老問題，又提出了一些新問題。筆者在閱讀了此中六七十篇論文后，仍覺得有一些關鍵資料和關鍵問題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和恰當的敘述，這直接影響了人們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解決，及我們對于漢代學術思惟政策的評判。
一、引言
在近四十年里，學者發表了大批探討和研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論文和文章，估計在100~200篇之間[1]。別的，有大批書刊文章或論文在不知不覺中采用了這兩句經典口號，“讀秀學術搜刮”（www.duxiu.com）顯示，有近五萬條之多。近十年來，有三篇文章專門綜述了研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學術結果，它們分別是劉偉杰的《漢武帝獨尊儒術問題的研討現狀與反思》[1]、郝建平的《近30年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討綜述》[2]和郭炳潔的《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研討綜述》[3]。這三篇文章都采用分類法，綜述了1993－2005、1983－2012、1979－2014年間的研討結果，此中郝、郭二文的綜述較為清楚和細致，在質量上明顯勝過了劉文。郝氏的綜述包含如下五個方面：漢武帝能否實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一政策何時實行，誰是這一政策的首倡者，以及獨尊儒術的緣由和歷史感化是什么這五個問題包養意思[2]。郭氏的綜述也包含五個方面：包養妹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托性的質疑和反駁，對這一政策的緣由剖析，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歷史過程考核，與董仲舒的關系，及其內涵和性質的從頭詮釋[3]。很不難看出，這兩篇綜述在子題上頗為附近，對討論的問題都做了很好的歸納綜合。依此，郝、郭二氏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討做了較為細致的綜述。
分類綜述有一年夜好處，即能夠很清楚地顯示各子問題及學者對于這些子問題的答覆。郝、郭二氏的分類綜述恰是這般。不過，他們的綜述難以防止分類綜述自己所固有的缺點或缺乏，即它不難忽視某一研討的階段性特征及其甜心花園重要問題，不難犯主次不分的弊病，不難不辨長短而雜陳各家意見。在筆者看來，學術綜述的目標應當：一在于告訴人們研討的歷程和分歧層面；二在于告訴人們已獲得的積極結果和正確結論；三在于告訴人們既往研討之缺乏，并進而指明問題之地點。在這三點上，郝、郭二氏的綜述又是頗為缺乏的，甚至存在嚴重的缺欠。就當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討，郝、郭二氏忽視了學者研討這一問題的歷史性和階段性特征，忽視了對人們研討此問題之動力的提醒，以及忽視了對主導意見的強調和對于分歧意見之長短包養甜心的評判。是以郝、郭二氏的綜述實際上僅羅列了一堆看似“中庸之道”的意見，但其長短然否則仍有待讀者的甄別和評判。
筆者認為，當包養甜心網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其相關問題的研討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70年月末至20世紀90年月初為第一階段；1993年至21世紀10年月初為第二階段；21世紀10年月初至今為第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初步檢查期，第二階段為深刻辯論期，第三階段為總結期。每一階段各有其問題、內容和特點。
二、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研討為初步檢查期，重要圍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何時和漢武帝能否實行了“罷黜百包養一個月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兩個問題展開。
就第一個問題，年夜部門學者贊成由范文瀾、侯外廬和翦伯贊主導的意見，認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建元元年（前140年）[4-6]。不過，于傳波、施丁、岳慶平三位開始了批評，認為由司馬光提出的這一說法是不對的[2]；他們認為《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蒲月。于氏說：“上述大批事實確鑿地證明了董仲舒對策是在元光元年。”[7]施丁的主張更為具體，認為《天人對策》作于元光元年蒲月，并鼎力批駁了建元元年說、建元五年說和元光元年仲春說，且詳細地列數了古今提出或支撐這四種說法的學者。他認為，董仲舒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創始人[8]。應該說，“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何時”的問題在施丁那里已經獲得了很好的解決。岳慶平[9]繼續了于、施二氏的觀點，不過他的批評針對的重要是蘇誠鑒[10]所謂元朔五年的新說[3]，有較強的針對性；同時岳文在資料上有所擴充。
需求指出，盡管于、施、岳三氏早在20世紀70年月末和20世紀80年月提出了正確的觀點，并作出了令人佩服的論證，可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看到，此后仍有許多人在“《天人三策》作于何時”的問題上糾纏不清：或許頑固地堅持司馬光舊說[4]，或許別出機杼、提出新說，例如劉國平易近提出了元光五年說[11]，孫景壇提出了班固偽作說[5]；而王葆玹為了論證“漢成帝建始二年開始構成獨尊儒術的局勢”的觀點，居然輕率地批準了蘇誠鑒的元朔五年說[12]。
就第二個問題，即就“漢武帝能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問題，學者普通不否認這一政策的存在[6]，但在“何時實行”及“由誰實行”的問題上，王賓如、蘇誠鑒、王葆玹和黃開國等人的意見分歧。王賓如、王心恒認為“罷黜”和“獨尊”都發生在“王莽當權之時”，而“不是武帝在位之際”[13]；王葆玹認為發生在漢成帝建始二年[14]；蘇誠鑒、黃開國則從頭確定所謂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政策的風行意見[15-16]。王葆玹還認為：“漢武帝不單沒有‘罷黜百家’，反倒使官方學術的內容加倍豐富，范圍更為寬廣了。”[12]
與以上諸氏分歧，趙克堯重要從內容和思惟實質上直接批評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說法自己，認為它是難以成立的。他說，“罷黜百家”的提法“不夠科學”“不合適實際情況”，從樞臣的構成來看漢武帝是兼收并用的，從人才觀來看漢武帝是寬容“百端之學”的。又說，漢武帝實行的是“崇儒”，而不是“獨尊儒術”的政策，並且其“崇儒”有始無終、著名無實，其自己便是漢代思惟學術統一之過程的一個結果[17]。1991年，柳絲在一則補白短文中說道：“人們長期以來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孔子’或‘獨尊儒術’，是誤記了班固的《漢書·武帝紀贊》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臆說的。……所謂‘表章《六經》’，也只是設置‘《五經》博士’，把幾個傳授《五經》的迂儒養起來，還替他們招了五十幾名官費學生，叫作‘博士門生員’，把《五經》傳頌下往，并無制止百家流傳的辦法。”[18]柳氏的特別之處在于他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風行說法其實是對班固《武帝紀贊》“罷黜百家，表章包養意思六經”的臆說和曲解。趙、柳二氏的觀點頗具價值，后來在第二階段的研討和學術爭論中幾回再三獲得重復。
總之，在此一研討階段，雖然絕年夜多數研討者依循慣性依然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作對漢代學術思惟政策的恰當定性，可是部門學者表現了懷疑，提出了頗具價值的新觀點：其一，確定《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蒲月，而不是作于建元元年，從而否認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如此的風行意見；其二，質疑甚至否認武帝實行了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后者又表現為兩個方面：王葆玹、王賓如二氏認為這一政策分別是由漢成帝包養情婦和王莽實行的，而趙克堯則針對這一政策自己，認為漢武帝實行的是“崇儒”而非“獨尊儒術”、是包涵“百端之學”而非“罷黜百家”的政策。柳絲沿著趙克堯的意見，進一個步驟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乃是對班固“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說的曲解和臆說。可以看到，在此一階段，學者的研討獲得了一些積極見解。不過，距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本相的揭明尚遠。絕年夜多數學者似乎完整沒有興趣識到所謂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乃是由清末平易近初的啟蒙思惟家易白沙正式提出來的。不僅這般，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畢竟是由誰提出來的問題，學者在那時普通缺少摸索的興趣，而付之闕如。
三、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1993年至21世紀10年月初）的研討為爭論深刻期，以孫景壇與其他學者的爭論為主線，人們繼續討論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何時和漢武帝能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兩個老問題，同時開始思慮這一政策的思惟性質及摸索它最先是由誰正式提出來的問題。此一階段具有明顯的爭論特征，孫景壇是這場爭論的發起者和配角。孫氏自為一方，管懷倫、吳九成、楊生平易近、張進、劉偉杰、江新、鄧紅等為另一方。從1993年至2010年，孫景壇至多發表了12篇相關論文[19-30]，其觀點基礎上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一個基點性錯誤》和《董仲舒非儒家論》二文中表達了出來。歸納綜合起來，孫氏的觀點年夜體如下：（1）孫氏認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偽作，第三策乃是對董仲舒暮年詔對的拼湊，武帝的尊儒與董仲舒的建議無關。（2）孫氏認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他不反對漢代存在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但它不是由漢武帝或由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而實行的，而是由漢章帝開始作俑的。（3）孫氏將漢武帝的政策與董仲舒的建議在性質上二分包養軟體，認為后者可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歸納綜合之，且屬于所謂“思惟專制”性質。（4）孫氏認為，董仲舒不屬于“儒家”，而屬于“術家”。所謂“術家”，指申子、韓非、李斯等人物。（5）孫氏重視“中國傳統文明反思的科學基點”或“近現代儒學反思的基點”問題，他認為，既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屬于子虛烏有，那么它就不成能是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真正基點。（6）孫氏反駁了管懷倫、劉桂生、張進和劉偉杰等人對于他的批評。
現在看來，孫氏好辯。他撰寫了大批論文，是此一階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之討論和爭論的動力源頭。孫氏有些意見是正確的或恰當的，如他認為漢武帝沒有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屬于思惟專制性質，應當從“近現代儒學反思的基點”來對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等，都是富有積極意義的見解。可是，他有更多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荒謬的。例如，他主張漢章帝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作俑者，認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偽作，董仲舒非儒家，宋明理包養價格學非儒家，及主張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國傳統文明反思的科學基點等，這些觀點或論調要么過于年夜膽，要么根據嚴重缺乏，它們很難說是正確的。
管懷倫、吳九成、張進、劉偉杰、江新、鄧紅等人批評了孫景壇的觀點。管氏認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有其事；又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個過程，“不僅是由八個形態各異的嚴重事務構成，並且充滿驚心動魄的權力斗爭和波譎云詭的政治權謀”[31-32]。吳九成專文批評了孫氏所謂董仲舒不屬于儒家而屬于術家的觀點[33]。張進認為孫氏所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的主張缺少令人佩服的證據，所謂《天人三策》乃班固作偽等說法最基礎不克不及成立，是以在張氏看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絕非謊言[34]。劉偉杰認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儒術恰好是從漢武帝時代起獲得絕對的優勢位置的，并且董仲舒在此中發揮了宏大的感化。……是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其實并沒有錯。”[35]江新再次確定和論證了董仲舒對策之年為元光元年蒲月，批評了孫氏所謂《對策》為班固偽作的說法[36]。鄧紅將孫氏的論調歸納綜合為“董仲舒否認論”，即從懷疑《天人三策》的個別文本到懷疑其與董仲舒的關系，推斷其為班固的偽作，進而否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歷史事務。鄧氏指出，在japan(日本)，平井正士、福井重雅二氏此前已持“董仲舒否認論”。鄧傳授分歧包養價格ptt意他們的觀點，并從方式論上對“董仲舒否認論”做了深刻的批評[37]。此外，劉桂生從近代學者之誤解的角度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作了無力的辯護，其要點如下：（1）“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統一進學、進仕的學術思惟標準，不是統一社會的政策。（2）“罷黜”是罷之令歸、斥之令退，而不是禁絕之意，所謂“獨尊儒術”乃是以儒家思惟為統治位置之意，與歐洲的宗教專制分歧；同時，孔子也不等于羅馬教皇。（3）將“罷黜百家”同等于“禁絕諸子”，“獨尊儒術”同等于“儒學專制”，支撐這種思惟的理論淵源于歐洲，直接來自japan(日本)，且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由梁啟超、章太炎等人配合評定的。梁、章等人認為，漢武帝的“罷黜”與“獨尊”就是學術文明上的獨裁，它們是扼殺學術與思惟不受拘束，形成中華平易近族在近代瀕于危亡的主要緣由[38-39]。通過這般這般的辨析和考證，劉桂生剝離了“專制”“獨裁”的價值含義，而繼續維護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風行說法。換言之，劉氏在一本正經地矯枉這兩句話的原意，而使之向積極意義的一端滑包養情婦轉。惋惜，他的學術考核漏過了易白沙，同時在方式論上沒有檢查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產生的時代佈景及在此時代佈景下此二語所具有的特定的思惟性質。
在此階段，楊生平易近與周桂鈿，陳新業與李玲崧還展開了兩場小爭論。楊生平易近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的建議，但漢武帝沒有采納，武帝實際上實行的是“尊儒術”“悉延百端之學”和兼用諸子百家的政策[40-41]。后來，他回應周桂鈿的批評時還說道：“漢武帝只是在學術上‘獨尊’了儒術，并未把這一方針貫徹到用人和政治各方面往。”[42]周桂鈿分歧意楊生平易近所謂武帝“并非獨尊儒術”的說法，他說：“從漢代產生經學這一事實來看，漢代是獨尊儒術的，以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為標志。”又說：“經學是若何產生的？那就是獨尊儒術的結果……不克不及因為漢武帝任用了一些其他學派的思惟人物，就否認他獨尊儒術；也不克不及因為他獨尊儒術，就否認他任用儒家以外的人物。”又說：“假如沒有漢武帝獨尊儒術，怎么會有經學產生？”[43]周氏確定和維護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傳統說法。不過，很顯然，他對于“獨尊儒術”之思惟性質的懂得與梁啟超、易白沙的定義分歧。陳業新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早是由衛綰提出的[44]，而李玲崧認為它最早是由董仲舒提出的[45][7]。此外，莊春波[46]、朱翔非[47]等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首是由司馬光提出來的。
總之，在此一階段，《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蒲月的說法進一個步驟獲得明確，而關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討論在不斷深化和兩極化，并產生了兩種用法：一種用法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思惟性質上屬于專制，為貶義用法；另一種用法則認為，這兩句不過是對漢代之學術思惟文明政策的客觀描寫，它們只不過表白了漢武帝對儒術的愛崇和重視，為褒義用法。前一種用法為風行意見，后一種用法見于周桂鈿、劉桂生、劉偉杰等人的論文，此中劉桂生為這兩句話專門作了辯誣。進一個步驟，漢武帝自己能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有兩種意見：一種確定之，但有貶義和褒義之別；一種否認之，且在此否認意見中，又有只否認漢武帝卻不否認漢代曾實行過這一政策（如成帝或章帝說），及完整否認漢代實行過這一政策的分別。不過，二說普通不否認班固所謂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贊》）的說法。
此一階段的研討以學術爭論為其基礎特征，各方觀點蜂出，糾纏不清，未能達成分歧意見，某些錯誤的見解反而年夜獲風行。不過，可以確定，對于誰起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政策及其思惟性質是什么這兩個問題，學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這兩個問題直接關系到人們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討和懂得。同時，學者開始意識到，“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和“誰實行”這一政策，其實是兩個問題。
四、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的研討自21世紀10年月初至今。這一階段為總結期：其一，學者開始了對相關學術研討結果的收拾和綜述，此中郝建平[2]、郭炳潔[3]的綜述較好；其二，在把握諸說的基礎上，少數學者開始跳出歷史的限宥，掌握關鍵問題和環節，展開了深度的學術辨析和研討。在此方面，宋定國、鄧紅、鄭濟洲、秦進才和筆者的觀點值得留意。
在當代學者中，朱維錚是最先言及易白沙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關的學者，可是從其論述來看，朱師長教師的檢查意識不強，他似乎沒有興趣識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恰是由易白沙起首提出來的這一學術要點[8]。別的，朱師長教師的這篇文章發表于三十多年前，至今幾乎沒有獲得其他學者的援用，影響極小。
近十年來，情況有了較年夜的改觀，宋定國、鄭濟洲、秦進才和筆者相繼指出，易白沙是解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關鍵。宋定國指出，易氏《孔子平議》有一段話是“最早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字”[48]，換一句話說，易白沙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者由宋氏從頭揭明了出來。不過，從其引述來看，他似乎沒有親自查對原文，所引易白沙文很能夠轉引自別人。鄭濟洲不單確定易白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者，並且認為易氏的思惟“帶有強烈的新文明運動的情結”[49-50]。比來，筆者和秦進才傳授都再次確定易白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二語的最先提出者。秦氏的特別之處在于通過詞源學的系統考核確定了此說[9]，筆者則試圖做系統的學術梳理和總結性的研討，周全辨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及從頭判斷漢代能否實行了儒學學術思惟專制的政策[10]。
總之，雖然學界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總結開始了一段時間，但仍有待深刻研討，得出更為扎實的結論和構成廣泛的學術包養犯法嗎共識。
五、結語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風行包養價格于現代中國的兩句口號和咒語。近四十年來，發表了大批相關論文。年夜體說來，今朝對于此一問題的研討獲得了如下成績：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寫于漢武帝元光元年蒲月，這是大師比較分歧的意見；漢武帝或漢代能否實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惹起了學界的廣泛懷疑和討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惟性質是什么，惹起了學者的廣泛思慮和檢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歷史構成問題，遭到學者的重視；而否認漢武帝實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意見，在學界似乎占據了上風。此外，部門學者還區別了“罷黜百家，獨尊儒包養妹術”與董仲舒《天人三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武帝紀贊》“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分歧。
從總體上來看，在現有關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討結果中，正確的意見和錯誤見解糾雜在一路，長期處于爭論不休的狀態，難以達成共識。在筆者看來，以往的研討缺點或缺乏重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絕年夜多數研討者不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包養網車馬費”的真正來源，不了解這兩句話最先是由誰及在什么歷史佈景下提出來的。（2）研討者普通缺少追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思惟性質的興趣，要么順從風行說法，確定其為專制，要么想當然地認為它是一個恰當的客觀描寫，認為它很好地確定和描寫了儒學在漢帝國中曾經享有的無與倫比的高尚位置。（3）絕年夜多數研討者似乎不明“獨尊”一語的詞源及其思惟內涵，不知董子《天人三策》“邪辟之說滅息”的語源出處。由此，他們也包養故事就難以準確地輿解“獨尊”和“罷黜”兩詞的含義。（4）多數學者不克不及恰當地處理和辨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獨尊儒術”與“悉延百端之學”“漢家本以霸霸道雜之”的關系。（5）絕年夜多數學者沒有辨別“《六經》”與“儒術”的關系，對《史記·儒林列傳》《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及漢代的知識體系缺少需要的懂得。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如下問題是依然值得研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兩句話最先是由誰提出來的？其本意或思惟性質是什么？進一個步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能否是由董仲舒起首提出，而漢武帝能否實行了這一政策，且二者孰先孰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能否是對漢武帝或漢代所實行的學術思惟文明政策的準確歸納綜合，它能否與那時的歷史實際相合適？或許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能否可以應用于對漢武帝、董仲舒，或對漢代之學術思惟文明政策的歸納綜合？與此相關，漢代能否實行了所謂儒家學術思惟專制的政策？進一個步驟，從語義和思惟上來看，董仲舒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所云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是研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所要關注和討論的學術重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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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孫景壇.中國現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始作俑者是漢章帝——駁“現代無‘打儒家旗號的思惟專制’包養行情”說，同劉桂生、劉偉杰、管懷倫、張進等商議[J].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0(3):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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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2013年，郝建平統計發表的相關論文約為180篇。在2015年，郭炳潔說:“迄今為止，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有上百篇之多。”參見郝建平《近30年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討綜述》（《古籍收拾研討學刊》2013年第4期，第103頁）；郭炳潔《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研討綜述》（《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第105頁）。
[2]司馬光將董仲舒對策一事系于漢武帝“建元元年”條下，并在《通鑒考異》中說明了其來由。參見（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第2冊第549-556頁《漢紀九》（中華書局1956年版）；（宋）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1冊第8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3]蘇誠鑒的元朔五年說，還遭到了周桂鈿、于傳波的批駁。參見周桂鈿《董學探微》第10-19頁（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89年版）；于傳波《從董仲舒在膠西的年月看元朔五年對策說》（《學術研討》1990年第3期，第102-103頁）。此外，周桂鈿較早地維護了元光元年蒲月說。
[4]例如張年夜可維護建元元年說，見氏著《董仲舒天人三策應作于建元元年》（《蘭州年夜學學報包養app（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第39-45頁）。
[5]孫景壇說：“《天人三策》無疑是班固作的偽。班固為什么要作偽呢？……前兩策非董仲舒所作是確定的。……由于第三策是董仲舒與漢武帝暮年的書信，所以司馬遷當時不成能見到，后來班固雖見到了，但卻將它誤成了董仲舒的儒包養網單次學考試對策。這也許就是班固偽造《天人三策》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原始動機和獨一根據。”見氏著《董仲舒非儒家論》（《江海學刊》1995年第4期，第113-114頁）。
[6]例如張岱年師長教師便是這般。參見張岱年《漢代獨尊儒術的得掉》（《清華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第1-4頁）。
[7]李玲崧將作者“陳業新”錯寫成了“陳新業”，又將該文的發表期數誤成《中國史研討》1998年第3期。
[8]朱維錚《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見氏著《中國經學史十講》第66頁（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版）。該文原題《經學史：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載《上海圖書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2年上海圖書館發行，寫于1982年4月）。
[9]秦進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詞語探源》第46頁（《2018中國·衡水董仲舒與儒家思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
[10]丁四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漢代儒家學術思惟專制說駁論（提綱）》（《2018中國·衡水董仲舒與儒家思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第165-170頁）。
[11]本節文字及筆者對于相關問題的新研討，參見拙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漢代儒家學術思惟專制說駁論》（待刊稿）。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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